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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R749.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5-0515（2010）-11-206-02

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在病情穩定后，盡管精神藥物能有效控制精神癥狀，但對受損的社會功能及精神殘疾卻無能為力，會有明顯的社會功能下降，主要表現為行為退縮、興趣缺乏、孤獨、情感反應平淡，學習、生活、工作及社會能力下降，很難適應家庭生活，近年來，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康復逐步由單一藥物治療向藥物治療與心理社會干預的綜合治療康復措施方面發展。我院于2007年1月～2009年6月對150例住院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實行整體護理，并與145例采用常規護理的患者進行對比，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選取2007年1月～2009年6月我院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入組標準：①符合CCMD-3中精神分裂癥診斷標準[1]；②病情控制；③SSPI評定精神殘疾三級以上；并排除其他嚴重軀體疾病及智能障礙者，共295例，隨機分為干預組與對照組。干預組150例，年齡22～71歲，平均46.7歲；病程10～42年，平均21.6年，服藥折合氯丙嗪為380 mg/d。對照組145例，年齡19～69歲，平均45.2歲；病程12～39年，平均19.8年，服藥折合氯丙嗪為320 mg/d。兩組患者的年齡、病程、服藥劑量比較，無顯著性差異(P＞0.05)。

1.2 方法干預組150例在抗精神病藥物治療基礎上予以整體護理，對照組145例在抗精神病藥物治療的基礎上予以常規護理。

整體護理主要是以患者為中心，以現代護理理論為指導，把患者看作一個整體，從生理、心理、社會、文化、精神等方面全方位考慮患者的問題，根據不同問題予以相應的護理措施。精神分裂癥患者整體護理的具體內容[2]: (1)健康教育:①精神疾病的基本知識，如疾病誘發因素，臨床表現及如何防治復發的知識。②用藥的注意事項: 按醫囑用藥，常見的藥物副作用。③心理衛生知識。(2) 行為技能訓練方面，其方式采用引導、示范、評估、矯正指導等，訓練目標可與患者協商制定。主要包括:①加強日常生活能力的訓練：由護士督促患者按時起床，洗漱衛生，衣著整潔，同時整理好個人床鋪，管好自己的物品等等，目的是矯正患者生活懶散，臥床少動及不良的衛生習慣，及時糾正各種不良行為，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可以采用代幣療法，物質獎勵，矯正行為。②加強社交能力提高的訓練：護士應該主動與患者進行交流溝通，增進護患感情，改善護患關系，鼓勵患者積極與別人溝通，主動與他人交流，逐步提高患者的社會交往的能力。③加強行為技能的訓練：根據患者的個人特點、愛好及精神狀態，由護士積極組織患者參加一些簡單的勞動或手工制作等等。如制作工藝品、繪畫、做玩具或者其他。可以采用獎勵制度，按勞取酬，以增進患者的自信與自強，并激發患者的勞動創造性及積極性，增強行為技能，適應現實生活。④鼓勵患者積極參加工娛療活動：根據病人的愛好、興趣及需要，制定不同的文體娛樂活動，盡量調動患者的積極性。如打撲克、下棋、唱歌等，以分散其注意力，減輕不良情緒，鼓勵定期寫心得體會，并給予正確的心理疏導，幫助他們掌握處理突發事件的技能，提高其心理安全感，調動主觀能動性，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增強其自信心及自我護理的能力。⑤定期每周與家屬見面，家屬的探視人員可以不固定，提倡親戚朋友輪流探視，在探視后要求患者相互談論心得，以改善情感平淡的現象，并要求患者提出合理性的建議和意見。⑥采用獎勵制度，要求患者每周進行互相評比，盡量做到讓每一位患者發言，對表現突出的予以獎勵，對于表現差的予以精神上的鼓勵。

1.3評定工具 用住院患者護士觀察量表[3](NOSIE)在入院時、入院后1月、3月、6月、12月對兩組患者分別進行評定。此量表主要是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行為進行評定，用于觀察患者的表現治療后變化，可評定治療及護理后的效果。

1.4統計學處理使用SPSS12.0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采用X2檢驗，計量資料采用t 檢驗，x±s表示。

2 結果

NOSIE 測評，在干預后的1月、3月兩組在改善患者的癥狀、生活自理能力、適應等方面無明顯差異(P＞0.05)，6月、12月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0.01)。兩組患者NOSIE評分總分比較，見表1。

3 討論

精神分裂癥是一類以思維、情感及行為的分裂，精神活動與周圍環境不協調為主要特征的常見精神病[4]。本病病程快慢不一，約有25%的患者可臨床痊愈，約有16%的患者衰退。本病的特點是慢性遷延、反復發作，嚴重損害患者的社會功能，從而影響其生活質量。精神分裂癥的恢復過程實際上是患者社會再適應的過程[5]。長期住院精神病人社會功能缺損的嚴重程度與其住院時間有一定關系。本人用社會功能缺陷量表對住院8個月以上的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連續6個月的社會功能測評，結果患者社會功能缺陷發生率為100%，PANSS總分、病情嚴重程度、病程和住院時間及住院次數相關[6]。目前我國大部分精神病醫院為封閉式管理，患者活動于病房與工娛室之間，生活單調而刻板，再加上住院時間長，不能感受外界生活事件的應激，患者的社會功能和生活技能出現嚴重退化。臨床實踐證明，恢復期只停留在單純藥物治療加常規性護理不能解決疾病的康復問題[7]。本資料研究發現，整體護理的實施有助于社會能力、社會興趣，保持衛生整潔及穩定的情緒，而在初期與常規護理無明顯差異。隨著時間延長，干預組療效明顯增加，同時社會功能缺陷程度也明顯降低。整體護理是以現代護理觀為指導，以護理程序為核心，將臨床業務與管理的各個環節系統化的工作模式，以患者為中心，發現和解決患者在生理、心理、社會文化諸方面存在的健康問題。整體護理的開展提高了患者對治療的依從性，降低了復發率，對恢復期和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有顯著療效。

參考文獻

[1] 中華醫學會精神科分會.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75-78.

[2] 郝偉.精神病學.第6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3.

[3] 張明園.精神科評定量表手冊.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81-92.

[4] 蔡紅霞,王曉慧.現代精神疾病護理學.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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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資源，意指法律制度的總和，是國家立法機關通過立法活動生成的、調整社會關系的所有法律制度的綜合。從根源來看，法制資源來源于客觀存在的社會現實，決定于一定物質條件的經濟基礎。從表現形式來看，法制資源體現為各種各樣的法律法規規章等器物法律制度，直接或間接調整社會關系的各種成文法律制度。法制資源，是實現“有法可依”的前提。

工商行政管理以法律賦予的職責對市場經營主體和市場行為進行監督管理，是一個法制資源運用的動態過程。從管理者一方而言，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受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的賦權，掌握了一定量的法制資源，然后以其職能，監督管理市場經營主體和市場行為，當發現市場經營主體和市場行為中的某一行為與法制資源中的某種模式相符時，管理者以法制資源所設定的模式對該行為進行調整，如果該行為違背法制預設模式，則對該行為進行矯正、擯棄。管理者通過這一動態過程，將法制資源從上層建筑范疇傳輸到經濟基礎的范疇，形成一種作用，推進法制資源的運用、完善與發展。從被管理者一方來說，他們通過行為組成了復雜的社會關系，構成了法律所要調整的對象。被管理者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從事某些行為，當其行為僭越了法律所允范圍，被管理者就將受到法律的制裁。被管理者的這一動態過程，產生了問題：由于被管理對象是廣泛且變化的，行為模式不斷發生變化，而能被歸入法律調整的行為卻是相對固定不變的，出現了某些實際行為無法可調、無法可依。

從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雙方的動態變化中看出，法制資源應該是不斷豐富的，且必須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不斷發展壯大的。正是這一客觀需求，法制資源為工商行政管理機關開展市場經營主體和市場行為監督管理提供了源源不絕的能量。

近幾年來，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經濟發展速度的提升、經濟結構的推進調整，工商行政管理實踐也便遇到了許多新問題。從市場經營主體方面來說，隨著網絡的建設發展，網絡經濟興起并不斷發展，出現了共享經濟等新業態，對網絡經營主體行為的規范調整成為工商行政管理的新課題；在市場競爭主體聚散離合發展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壟斷現象，產生了對壟斷經營主體行為的法律規制問題等等。從市場行為方面來說，近幾年，食品安全、新式廣告經營、商標國際拓展等等領域產生了許多新法律問題，這些新問題大多面臨著難有法律規制的困境。因此，法制發展與時俱進成為推進工商行政管理的應然要求。

二、法治價值：工商行政管理的力量之核

法治，它所確立起的社會秩序是以法律為至上準則，人們的普遍行為都活動在法律所設置的范圍內，從器物層面到精神層面，人們不是以“人治”中的那套規則來遵守，而是樹立起崇尚憲法、崇尚法律、以善法為最高權威的意識，自覺遵守法，并以法自律。當法治讓人們的行為走上一條規范且有秩序的軌道時，法治的價值將凸顯。

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作為國家一個執法主體，力求實現法治所具有的各種價值，并且以這些價值為核心，構建、推行各種管理制度，發揮工商行政管理職能，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序、健康、安全發展。

工商行政管理監管的陣營在“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又與法治緊密關聯。市場經濟是法治化的經濟，崇尚自由競爭、公平交易、理性消費、守法經營、誠實守信等信條理念，因此，工商行政管理所承擔的職能中，創建、推行的制度皆應體現這些理念，促進市場經濟內含法治價值的實現。從市場主體準入方面看，推行行政許可制度，是為了讓各進入市場的經營主體平等地接受競爭；設立注冊登記制度，將各市場經營主體置于管理部門的監管下，益于秩序價值的發揮。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承擔公平交易管理，運用執行《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涉及公平交易的法律法規，著力追求自由、平等、秩序價值；承擔商標廣告的監管職責，運用《商標法》《廣告法》等法律對商標、廣告進行監管，體現對利益分配的制衡，倡導有限制的自由；對消費者實施保護，體現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具有以人為本的人權保護價值。在執法監管方面，以《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等法律法規為依據開展執法活動，體現程序正義、權力制約、以人為本的理念，高度融合法治要求，充分體現法治價值。

三、尚法而為：工商行政管理的固本之基

推進法治化建設，最終目的是讓法律凌駕于一切之上，讓法成為一切可調整行為的規范準則；同時，在行為主體意識中形成遵法而行、尚法而為的理念。工商行政管理，說到底，就是以行政手段運用法制資源開展管理的一種動態社會管理活動，離不開的還是法。

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被稱為“經濟衛士”，監管著市場經營主體從準入到退出的全過程，監管著流通領域里的市場行為，在職能上，首先就要求其依法行政。工商行政管機關應用法武裝自己，嚴格按照“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要求開展執法監管活動，在管理行為實施的過程中樹立起崇尚法律、尚法而為的意識，無論是在實體問題，還是程序問題，都嚴格依照法律辦事。從另一方面講，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實施并執行著法學部門法中經濟法、商法、知識產權法等部分或全部的規定，而這些部門法又與市場經濟息息相關，深刻左右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因此，只有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自覺在法的規則作用下行政，才能正確運用法律，準確監管市場經濟，準確傳遞法治理念，實現法的治理。

參考文獻：

[1]莫于川.法治視野中的行政指導.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11.

[2]陳季修.工商行政管理職能論析.中國行政管理，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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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識要再深化

通過全縣上下的共同努力，我縣的機關行政效能建設在推進職能轉變、改進工作作風、優化發展環境等方面取得了明顯好轉，但離上級要求和群眾的期盼還有很大差距。省委省政府在2月13日召開電視電話會議，對加強機關行政效能建設再次作出了安排部署。因此，全縣各級各部門認識必須再深化、再提高。

一要在把握主題中強化效能建設的重要性認識。發展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不管是省委提出的“兩個加快”的總要求，市委確定的“提速加快、又好又快”的工作主基調，還是縣委確立的“立足川北、面向全國放眼世界的特色資源轉化強縣”戰略定位和未來三年奮斗目標，其核心和主題只有一個，那就是一門心思抓發展、齊心協力推動發展。抓發展，人是最關鍵的因素。效能建設是調動人積極因素的有效手段，是改善黨群、政群關系的重要途徑，是推動加快發展的催化劑。我們要大力開展機關行政效能建設，推動工作作風明顯改進、服務能力明顯增強、辦事效率明顯提高、發展環境明顯優化。

二要在認清形勢中強化效能建設的緊迫性認識。發展不足是我們最大的縣情。雖然，近年來我縣縱比發展速度明顯加快，成為蒼溪歷史上發展最快的時期之一，但我們在工業產值等衡量富民強縣的主要經濟指標排位上，還明顯處于全省、全市下游水平。同時，全縣10多億的債務、1萬多工程移民、1萬多破產企業下崗失業職工、6萬多返鄉農民工等突出問題需要破解。可以說，我們發展道路上的挑戰前所未有，任務異常艱巨。但同時也應看到，我們除擁有國家擴大內需、提速加快災后恢復重建等共同擁有的宏觀經濟政策，還有被列為全省第二批擴權強縣財政直管縣、重大政策出臺前秘密征求基層意見縣、以工代賑山區現代農業園區示范樣板等政策優勢和水電天然氣、特色農產品以及生態旅游等三大優勢資源的加快轉化，蘭渝鐵路、廣南高速公路建成后蒼溪將徹底改變“不三不四”的區位劣勢，融入成渝經濟圈輻射帶。這些美好的前景需要我們用雙手去開創，政策和機遇不只是給蒼溪的，我們已經等不起、耗不起、折騰不起了，必須增強服務發展的緊迫感，抓住機遇，振奮精神，爬坡奮進。

三要在優化環境中強化效能建設的必要性認識。良好的政務環境已成為決定資金、人才、項目、技術流向的主要因素。各地發展之爭，更多地是比環境、比服務，核心是以政務環境為重點的軟環境之爭。剛才，大家都看了錄像片，一些干部上班時間進茶館打牌、喝茶，把單位當旅館、把工作當消遣，目中無紀，這些雖然是極個別現象，但是極大地影響了蒼溪發展，影響了蒼溪的環境，給蒼溪人民抹了黑，既對不起自己的崗位、家庭，更對不起生養自己的蒼山溪水；一些干部不辦實事、作風飄浮，只想家事、不想公事、更不想群眾的事，九點鐘來，十點鐘走，這樣的工作作風能為群眾辦成事嗎？一些鄉鎮干部下村不留言，群眾好不容易利用趕場天辦回事，就是找不上人。管理這樣的干部，我們的局長、黨委書記、鄉鎮長們要切切實實地拿出管用的辦法來。還有一些部門領導和干部履職不到位，遇事層層打批發，不親自研究，不親自布置，造成群眾就同一個問題老是重復上訪；清潔城鄉行動是省委奇葆書記抓的工程，縣上三令五申，個別單位就是無動于衷，到處臟亂差，群眾意見很大。所以，優化發展環境，效能建設必須長期抓下去，縣級新聞媒體要加大宣傳力度，曝光一批典型的人和事，推動效能建設。

四要在凝神聚力中強化效能建設的主動性認識。我們的發展能不能夠持續推進，我們能否以開放、合作的良好姿態吸引四方創業者，最終根源還是在于我們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對待工作，對待自己所從事的事業。要爬坡、要破難、要攻堅，就要在思想上敢于突破，在精神上突出重圍，始終保持一種“等不起”的責任感，“慢不起”的危機感、“坐不住”的緊迫感，“欠不得”的使命感，以攻堅破難的闖勁、勇攀新高的沖勁和奮力爬坡的韌勁，逆勢而上，強勢而進，順勢而為。

二、重點要再強化

行政效能建設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改進黨風政風行風的重要途徑。要以深入開展“效能建設落實年”活動為主線，突出重點，狠抓落實。

一要持續推進行政審批改革。要在精簡事項、減少環節、整合職能、創新形式等方面下功夫，既要大幅度減少審批事項，又要著力加以規范，統一行政審批項目和流程。同時，要建立行政審批定期清理、公示機制，實現對行政審批項目動態監督和對行政審批流程的動態優化；建立健全行政審批事項審核論證機制和評估機制，嚴把審核關，從源頭上控制行政審批項目；加強行政審批實施的動態監督、評估和調整等措施，不斷深化行政審批改革，為機關行政效能建設的推進奠定堅實基礎。

二要深入推進“兩集中、兩到位”。要通過部門行政審批職能向一個內設機構集中、該內設機構向政務服務中心集中的“兩集中”和向政務服務中心窗口授權到位、審批事項在政務服務中心窗口辦理到位的“兩到位”，理順部門之間和機關內部的職能關系，加強協調配合，推進并聯審批改革。要根據不同行政審批事項的辦理難易程度，科學設定整體辦理時限和各環節標準辦理時限，不斷優化審批流程，提高效率。

三要配套完善政務服務體系。要擴大服務范圍、拓展服務領域，盡可能地把服務基層、服務企業、服務群眾的事項納入政務服務中心，盡可能地將服務范圍向基層延伸。在服務領域拓展上，要積極開展便民服務，要主動與相關部門協調，創造條件逐步將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險、社會保險等納入政務服務中心。在服務范圍延伸上，要探索在鄉鎮建立便民服務中心、在社區建立全程代辦站，不斷完善服務功能，為群眾辦事提供方便。

四要加快政務中心標準化建設。政務服務中心是開展機關行政效能建設的重要載體和依托，也是黨委政府窗口形象的縮影。省上提出了爭創全國一流政務服務中心，我們是否也提一個“爭創全市一流政務服務中心”建設目標，這方面要向旺蒼縣學習。今年，要按照爭創一流的標準和要求，加快推進行政審批項目和流程標準化、政務服務類型和模式標準化、政務服務中心場地標準化等標準化體系的建設，把政務服務中心建設提高到新水平。

三、措施要再落實

效能建設是手段，歸根到底是為加快發展服務。要不斷創新效能建設的運行方式，積極開辟新途徑、探索新辦法、創造新經驗，增強新實效。

一要完善考核體系。要結合實際，明確績效考核內容，制定針對不同部門、不同崗位的績效評估標準，出臺可量化、能操作的績效考評辦法，建立既科學合理又簡便易行的評估指標體系。要注重考核結果的運用，把績效考核結果與行政問責以及干部選撥任用、獎勵懲戒等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導向和激勵約束作用，切實解決“干與不干、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問題。要進一步拓寬投訴渠道，強化對服務窗口、審批事項、審批單位和責任崗位的監督，及時受理、處理群眾投訴，做到投訴有門、辦理有效、有訴必查、查明必處。

二要開展效能活動。要圍繞全面提速加快災后重建、全力推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全民維護安全穩定和諧“三全”目標，開展“一個核心、三個深入”活動，一個核心，既以各級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思想作風轉變為核心；三個深入，既深入開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三心一弘揚”活動、“三愛（愛祖國、愛家鄉、愛崗位、）活動”，每個黨員要重溫入黨誓詞，要過思想政治道德關，做人要實在，要真誠待人、真心做事、真情為民，顧全大局，推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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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2月全縣集中開展轉變干部作風加強機關行政效能建設活動以來，全縣各鎮、各單位根據各級黨委、政府的統一部署，在縣委、縣政府的正確領導和市作風效能辦的具體指導下，我縣轉變干部作風加強機關行政效能建設活動取得了階段性成效。剛才盧家有主任總結了動員部署階段的情況，并就如何更扎實、更有效、更深入地推進下階段轉變干部作風加強機關行政效能建設活動作了具體部署，我很贊成，希望大家會后認真貫徹落實。

總的說來，前階段，全縣轉變干部作風加強機關行政效能建設工作抓得比較緊，抓得比較實，抓得比較嚴，取得了積極的成效。一是領導重視，工作扎實。各鎮各單位認真落實全縣轉變干部作風加強機關行政效能建設動員大會精神，按照自治區黨委、政府和欽州市黨委、政府及縣委、縣政府的總體要求，切實把這項工作擺在重要的議事日程，精心籌劃，周密安排，扎扎實實地開展了工作；二是目標明確、重點突出。各鎮各單位通過深入廣泛的思想發動和組織學習，提高了認識，明確了基本要求。通過深入調查研究，廣泛聽取意見，查找存在問題，充分結合本單位的職責、任務、目標要求，認真制訂了本單位的作風效能建設工作方案；三是加強監督，敢動真格。各鎮各單位加強對轉變干部作風加強機關行政效能建設工作的監督檢查，敢于碰硬，敢動真格，切實解決了一些群眾反應強烈的突出問題，不少單位做到邊學邊查邊改邊干。四是務實創新，富有特色。從前階段縣作風效能辦組織的督查來看，許多單位勇于探索創新，創出了不少各具特色的好經驗、好做法，為這項工作的深入開展奠定了比較好的基礎。

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目前這項工作的進展還不夠平衡，一些單位在認識上、措施上、工作力度上還有一些差距。一是個別單位對開展轉變干部作風加強機關行政效能建設工作的目標任務和重要意義認識不足；二是少數單位制訂工作方案時沒有很好地與本單位工作實際結合起來；三是少數單位在學習與查擺問題階段只停留表面上，學習不夠深入，查擺問題不夠具體。

目前，我縣轉變干部作風加強機關行政效能建設工作正處于查擺問題階段，這一階段是承上啟下的關鍵階段，關系到整個活動是否取得實效。下面，我就如何扎實推進查擺階段的工作講三點意見。

一、要進一步加強學習，提高認識，把學習和提高認識貫穿轉變干部作風加強機關行政效能建設活動的始終

開展轉變干部作風加強機關行政效能建設工作是自治區黨委的一項重要工作，也是自治區加快推進富裕文明和諧新廣西建設過程中作出的一項重大決策，具有重大深遠的意義。我縣的發展正處于關鍵時期，要加快發展，就要以優質的服務態度和快捷的辦事效率，創造讓人民群眾和投資者看好的發展軟環境，特別是創造良好的時效環境，讓人民群眾和投資者感受到我們的機關單位和公務員都是熱情的、周到的，辦事效率是雷厲風行的。讓人民群眾和投資者滿意，我們靈山的發展就大有希望。要做到這些，除了各級黨委、政府的正確領導以外，關鍵在干部、在機關。機關之所以是關鍵，是因為機關特別是黨政機關“是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的組織者、管理者，是改革和社會經濟各方面工作的指揮部、參謀部”，負有特殊歷史責任。干部之所以是關鍵，是因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廣大機關干部的素質高低、工作優劣、作風好壞，直接關系到一個地區、一個部門、一個單位的工作面貌。機關以效能為本，干部以作風為先，必須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深刻認識轉變干部作風加強機關行政效能建設工作的重大意義。開展作風效能建設，就是要改進機關作風，提高辦事效率、能力和水平。各單位要把轉變干部作風加強機關行政效能建設工作與當前中心工作有機結合起來，認真貫徹縣委、縣政府3月2日召開的轉變干部作風加強機關行政效能建設工作動員大會精神，認真加強學習，深入學習上級作風效能機關規定的學習文章，學習劉奇葆書記關于《群眾向你投訴是對你有信心》的精辟論述。通過學習把思想認識統一到縣委、縣政府的重要部署上來，切實增強搞好作風效能建設工作的責任感和自覺性，按照縣作風效能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的具體指導，把作風效能建設各階段的工作抓實、抓好、抓出成效。

二、要進一步強化責任，確保轉變干部作風加強機關行政效能建設工作扎實有效開展

一是要加強領導。作風效能建設的責任主體是各鎮黨委、政府和各部門、各單位黨政領導班子。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要帶頭轉變思想觀念、轉變服務態度、轉變工作作風；要帶頭深化學習、查擺問題、剖析原因、解決問題；要帶頭遵守各種規章制度，凡要求下級做到的，上級首先要做到，要求一般干部做到的，領導干部首先要做到。機關的工作如何，直接關系到黨和政府的形象，關系到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如果機關干部作風不正，執行決策不力，工作效率低下，就可能引發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不滿，甚至影響到改革發展進程和社會政治穩定，直接關系到黨和政府在群眾中的威信。因此作風效能建設，不僅僅是一個簡單轉變干部作風、提高工作

效率、優化服務質量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個加強機關的執行力的問題，所以必須充分發揮黨政領導班子的核心作用，站在提高執政能力和執政地位的高度上，進一步堅定信心、狠下決心、步步為營、扎實推進，把作風效能建設作為機構改革、轉變職能的深化和延伸，作為“萬人評議機關”活動的延伸，作為推進廉政建設和強化行政監察的治本之策，作為貫徹落實發展縣城經濟和落實縣委“2188”工程的有力抓手，切實加強領導。二是要強化督查。對作風效能建設的督查要“嚴”字當頭。實踐證明，嚴是“愛”、寬是“害”，嚴是對黨和人民的事業負責，也是對廣大機關干部負責。只有切實加強作風效能建設督查，強調嚴肅的工作態度、嚴明的工作紀律、嚴謹的工作作風，強調建立在明確責任制基礎上的嚴格要求、嚴格管理、嚴格監督，才能確保整個作風效能建設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進而促進全縣良好的黨風、政風的形成。所以，對查擺工作敷衍塞責、落實不到位的部門、單位，要責令“補課”，并進行責任追究。對搞得好的要給予表揚，對于工作開展不力的要進行通報批評，特別不力的要進行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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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圖分類號:R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515(2010)08-019-03

Sorted Rehabilitation and its Use in Social Function of In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sorted rehabilitation`s use in improving the social function of in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MethodBased on the patients′characters and the scores of Function Independence Measuring(FIM),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randomly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ll the patients had received systemic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n basic car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life ability occupational function et al. Then compared the efficacy of study group and that of control group. ResultsAfter 4-week、12-week、、24-week′s training, the scores of Function Independence Measuring(FIM)and Scale for the Assessment of Negative Symptoms(SANS) were all improved, moreover,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m. Conclusion The sorted rehabilitation can improve the social function of in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and enhance their social adaptation abilities.

【Key Words】chronic schizophrenia inpatient sorted rehabilitation trainingsocial function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慢性遷延性疾病,常遺留社會功能缺陷,是患病率和致殘率最高的一種精神病,尤其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往往行為退縮,情感淡漠,活動減少,生活懶散,不知清潔,儀表不整,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工作、學習[1]。運用香港分類康復方法對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干預,,探討其對促進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康復的作用。

1對象和方法

1.1..對象

自2007年10月至2009年5月在我院精神一科住院治療的慢性精神分裂癥男性患者160例, 總病程在5年以上,無嚴重軀體疾病,連續住院在半年以上,SANS量表評分≥50分,符合中國精神疾病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CCMD-3)中精神分裂癥的診斷標準患者。

1.2..方法

將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按住院號的單雙數隨機分為兩組,一組為對照組,一組為訓練組。訓練組又根據功能獨立性評定量表(FIM)得分高低分為兩組,得分≥80分者為輕度組(40例),得分≤79分者為重度組(40例)。訓練組:男80例,平均年齡38.7±7.2歲,平均文化程度7.6±2.4年,平均病程11.6±3.12年;對照組:男80例,平均年齡38.4±7.6 歲,平均文化程7.2±2.6 年,平均病程11.2±3.4年。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病程等方面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對照組接受原來的藥物維持治療和一般的日常管理,訓練組除接受原來的藥物維持治療和一般的日常管理外,還接受分類(輕重度)進行系統康復訓練。由經培訓的專職康復訓練治療師實施康復訓練,總時間為24周,每周5次,康復訓練的內容包括:(1)生活自理能力訓練,在專職人員指導和督促下疊被、刷牙、洗臉、換洗衣服、修剪指甲、服藥習慣、藥物自我管理等。(2)勞動職業能力訓練:根據病人個人特點給予分類,在專職人員指導和督促下參與醫院周圍環境打掃、花草施肥澆水鋤草修剪、為病區送飯分飯、出黑板報、財物管理等。(3)人際交往能力訓練:有組織地讓病人上街購物,鼓勵病人與病員之間交流思想,與醫務人員交流思想、交朋友等。(4)健康教育:講授精神分裂癥有關知識,抗精神病藥物的作用和副作用,維持治療作用,如何識別自身病情復發的先兆,如何與醫務人員取得聯系等。為了鼓勵和調動病人的積極性,每周總結1次并給予精神鼓勵和適當的物質獎勵。

1.3..療效評定

由經培訓的3名精神科醫師進行各量表的測查,對評定工具一致性檢驗的Kappa值為0.80~0.93。分別在入組時、訓練的第4周末、第12周末、第24周末各測評1次,選用功能獨立性評定量表(FIM)[2]和陰性癥狀量表(SANS)評定[3]。

1.4..統計學處理

所有數據用SPSS13.0統計軟件包處理,進行t檢驗。

2結果

2.1..對照組和訓練組在訓練前后FIM量表的評分比較 見表1。

由表1可見,對照組在訓練前后功能獨立性評定量表(FIM)評分無明顯改善,P均>0.05, 無統計學意義。訓練組中輕度組與對照組在入組前FIM量表評分均無顯著性差異(P>0.05),1月后,輕度組FIM分值有改善,雖然內部比較P>0.05,無統計學意義,但與對照組比較出現顯著性差異( P

2.2..對照組和訓練組在訓練前后SANS量表的評分比較 見表2。

由表2可見,對照組在訓練前后陰性癥狀量表(SANS)評分無明顯改善,P均>0.05, 無統計學意義。訓練組中輕度組與對照組在入組前SANS量表評分均無顯著性差異(P>0.05),1月后,輕度組SANS分值有改善,雖然內部比較P>0.05,無統計學意義,但與對照組比較出現顯著性差異( P

3..討論

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隨著病程的延長,陰性癥狀增多,表情淡漠、生活懶散、社會功能低下和興趣缺乏,單純通過藥物治療,很難使精神分裂癥患者受損的社會功能得到恢復[4,5]。緩解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癥狀,幫助他們早日回歸社會,是現階段精神衛生工作者的首要任務,走藥物治療與社會心理干預相結合的道路,是目前精神康復的主要原則[6]。所以采取康復訓練治療,對減輕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癥狀,尤其是陰性癥狀,延緩衰退,改善其社會功能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7,8]。

本研究通過對160例慢性精神分裂癥病人在原來的藥物治療的基礎上,根據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個人特點和功能獨立性評定量表(FIM)得分高低進行分類康復訓練。實施24周的康復訓練,并應用功能獨立性評定量表(FIM)和陰性癥狀量表(SANS)進行療效觀察表明:訓練組病人改善其孤僻、懶散、衰退癥狀,起到心情舒暢,活躍了病人的情緒,使病人積極配合治療,增強了病人的體質與動手能力,增加了情感交流,改善了工作人員與病人之間關系,促進了病人之間的交往,功能獨立性增加了。訓練中的獎勵有一定的吸引力,能喚起病人心理上的愉和滿足感,對正常行為的反復強化。通過健康教育使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病情,使患者消除對疾病的恐懼心理,改善心境,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正視現實,消除負性認知,強調患者在疾病和治療過程中的積極因素,提高了其心理應激能力應能力和承受能力,增強戰勝疾病的信心,促進患者大部分精神癥狀恢復,有利于自知力恢復。總之,通過對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分類康復訓練,使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生活的自理、社會的適應、藥物自我管理和服藥依叢性明顯提高,延緩其衰退,調整個人的信念和價值觀與人生觀,提高了病人的自信心,增強精神分裂癥患者回歸社會的欲望。

根據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個人特點進行分類康復訓練,對于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改善社會功能缺陷,提高社會適應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9],體現了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新的康復服務理念,遵循個體化原則,使群體康復向個體康復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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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項玉濤,李文詠,翁永振,等,“重返社區”技能訓練#對精神分裂癥康復的作用.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02,16(10):707-710.

篇（6）

Abstract：Time-series data of 268 MFIs show that，for MFIs，while the breadth of 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s increasing，the depth is declining. Further，using data of 1027 MFIs in 2009 to analysi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 function of 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conclusions are：formal legal form of organization will inhibit the pro-poor MFIs breadth，and if taking the form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in a larger scale and targeting in the low-end customers，the MFIs will have a larger breadth of 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Formal legal 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strict supervision will inhibit the depth of 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while in the mature stage of the MFIs，the depth of its poverty alleviation will decline. However，more profitability and bigger outreach will make the MFIs a greater depth.

Key Words：microfinance，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outreach，target market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2）10-0008-05

一、問題的提出和文獻綜述

隨著微型金融機構（以下簡稱“MFIs”）的不斷成長，以及微型金融產業的不斷成熟，MFIs賴以生存的內、外部環境都發生了較大變化。而引發學者廣泛關注的是，經營環境的變化會否導致MFIs偏離其社會扶貧的初衷？莫斯利和休姆（Mosley和Hulme，1998）、默多克（Morduch，2000）、馬丁（Martin，2003）等學者通過理論邏輯演繹得到的結論是，在商業化引致的日益激烈的競爭中，以利潤為首要目標的MFIs必然會減少對窮人的服務。而Tchakoute-Tchuigoua（2010）利用202家MFIs2001—2006年的數據，實證分析了不同的法律組織形式對MFIs績效（包括社會績效）的影響。他的研究結果表明，當選取的績效指標不同時所得結果并不一致。卡爾和德米爾居奇（Cull和Demirguc-Kunt，2009）研究了政府監管對MFIs社會扶貧的影響后給出的結論是，監管將抑制以利潤為目標的MFIs向窮人和婦女提供服務，但對不以盈利為目標的MFIs沒有顯著影響。此外，Hishigsuren（2007）指出，規模擴張也有可能導致MFIs偏離其社會扶貧的宗旨。因為，當MFIs努力擴大規模時，其將傾向于向更富裕的客戶提供更大額度的貸款，并采用更為嚴格的貸款篩查程序將風險較大的窮人排除在外。

顯見的是，以上文獻都強調了經營環境某一方面的改變對MFIs社會扶貧深度的影響，而沒有將這些經營環境納入一個整體分析框架，也沒有分析其對MFIs社會扶貧廣度的影響。那么，隨著經營環境整體的改變，MFIs的社會扶貧功能是否改變以及發生了怎樣的改變？哪些環境因素誘發了這樣的改變？本文將對這些問題展開研究。

二、MFIs社會扶貧功能的演變

本文利用268家MFIs2004—2009年間的數據，對MFIs社會扶貧功能的演變，從扶貧廣度和扶貧深度兩個維度進行刻畫，結果見表1。值得說明的是，根據統計數據，目標市場為小商業企業的MFIs平均貸款額度最大，因此在下面的研究中，本文都將其相關數據匯總到目標市場為“高端”的MFIs。

表1數據中，覆蓋力表現的是社會扶貧廣度，而目標市場反映的是社會扶貧深度。從該表數據可以發現，在2004—2009年的6年間，覆蓋力為大和中等的MFIs越來越多，覆蓋力為小的MFIs越來越少；但與此相對應的是，除2008年略有不同外，其他年份都呈現出目標市場為“高端”和“廣泛”的MFIs越來越多，而目標市場為“低端”的MFIs越來越少的趨勢。由此可以得到的一個結論是，雖然整體而言，MFIs的社會扶貧廣度在增加，但其社會扶貧的深度卻在下降。

三、實證分析

（一）模型及數據

本文分別以覆蓋力和目標市場作為MFIs扶貧廣度和扶貧深度的指標，以法律狀態、是否盈利、是否監管、發展階段、是否金融中介、發展規模以及是否可持續作為MFIs經營環境的指標，利用1027家MFIs2009年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數據見表2）。

（二）實證結果及解釋

1.影響社會扶貧廣度的因素。本文使用SPSS18.0統計軟件的多分類Logist回歸模型方法進行實證分析。在回歸分析過程中，本文采用了逐步篩選法。篇幅所限，下文都只列出全部變量顯著的結果。模型擬合信息、模型估計結果及參數估計結果分別見表3、4和5。

表3對模型中所有自變量的偏回歸系數進行似然比檢驗，結果P

表4的結果表明，整體而言，法律狀態、是否金融中介、是否監管、發展規模和目標市場具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而是否盈利、發展階段以及是否可持續對扶貧廣度沒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

當P

（1）正式的法律狀態會抑制MFIs的扶貧廣度。結果表明，相對于覆蓋力為“大”和“中”的MFIs，覆蓋力為“小”的MFIs，其法律狀態為“正式”，即以銀行、鄉村銀行、信用社/信貸聯盟及非銀行金融中介組織等形式存在的概率更大，而以非政府組織形式存在的概率較小。表明法律狀態越正式，覆蓋力越小，而扶貧廣度相應也小。

（2）采取金融中介組織形式的MFIs，扶貧廣度更大。相對于覆蓋力為“小”的MFIs，覆蓋力為“大”和“中”的MFIs，其采取金融中介組織形式的概率都更大。但覆蓋力為“大”的MFIs，其采取高度金融中介的形式更多，而覆蓋力為“中”的MFIs，其采取低度金融中介的形式更多。

（3）發展規模越大的MFIs，其扶貧廣度也更大。結果表明，覆蓋力為“大”和“中”的MFIs，其規模為“大”和“中”的概率都更大。并且，發展規模大的B系數值較大，說明發展規模越大，對覆蓋力的影響越大，對社會扶貧廣度的影響也相應更大。

（4）定位于“低端”客戶的MFIs，其扶貧廣度更大。目標市場的參數回歸結果都為負數，表明相對覆蓋力為“大”和“中”的MFIs，覆蓋力為“小”的MFIs其目標客戶定位于“高端”和“廣泛”的概率都更大。

2. 影響社會扶貧深度的因素。采用同樣方法，本文對影響社會扶貧深度的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模型擬合信息、模型估計結果及參數估計結果分別見表6、7和8。

表7的結果表明，整體而言，法律狀態、是否監管、發展規模和覆蓋力對扶貧深度具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而是否金融中介、發展階段以及是否可持續對扶貧深度沒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

分析表8的結果，可以得到如下結論：

（1）正式的法律組織形式會抑制MFIs的扶貧深度。相對于目標市場為“低端”的MFIs，目標市場為“高端”的MFIs，其以銀行、信用社/信貸聯盟及非銀行金融中介組織等形式存在的概率更大，以農村銀行和非政府組織形式存在的概率較小。而目標市場為“廣泛”的MFIs，其以銀行、農村銀行、信用社/信貸聯盟及非銀行金融中介組織的形式存在的概率更大。

（2）是否盈利對社會扶貧深度的影響。參數結果為負數表明目標市場為“低端”的MFIs，相對于目標市場為“高端”和“廣泛”的MFIs，其盈利的概率更大。這一結果意味著，對于MFIs而言，服務于低端客戶，可能比服務于高端客戶更能獲得利潤。

（3）嚴格的監管會阻礙扶貧深度的擴大。結果表明，是否監管對目標市場為“高端”和“廣泛”的MFIs有顯著影響。并且，相對于目標市場為“低端”的MFIs，前兩者受監管的概率更大。這一結果說明，監管概率越大的MFIs，其定位于高端客戶或廣泛的概率越大，定位于低端客戶的概率越小，其扶貧深度也越小。

（4）MFIs的規模越大，其社會扶貧深度越小。參數結果為正數表明，相對于目標市場為“低端”的MFIs，目標市場為“高端”和“廣泛”的MFIs，其發展規模為“大”和“中”的概率也更大。

（5）扶貧廣度的擴大有助于扶貧深度的擴大。結果表明，覆蓋力對扶貧深度具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而且，由于系數為負值，說明相對于目標市場為“高端”和“廣泛”的MFIs，目標市場為“低端”的MFIs獲得較大覆蓋力的概率更高。由此證明，覆蓋力越大的MFIs，其扶貧廣度越大，扶貧深度也越大。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利用268家MFIs在2004—2009年間的數據，對MFIs社會扶貧功能的演變進行了統計分析。得到的結論是：在過去6年間，整體而言，MFIs的社會扶貧廣度在增加，但其社會扶貧的深度卻在下降。進一步地，利用1027家MFIs2009年的數據對可能影響MFIs社會扶貧功能的內、外部環境因素進行量化，并納入整體分析框架進行實證分析，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法律組織形式、是否金融中介、發展規模、目標市場都會影響到MFIs的扶貧廣度。并且，正式的法律組織形式會抑制MFIs的扶貧廣度，而采取金融中介組織形式的MFIs、發展規模越大的MFIs，其扶貧廣度也更大。此外，本文發現，越是定位于低端客戶的MFIs，其扶貧廣度也越大。

第二，法律組織形式、是否盈利、是否監管、發展階段以及覆蓋力都會影響到扶貧深度。并且，正式的法律組織形式和嚴格的監管都會抑制MFIs的社會扶貧深度，同時，隨著MFIs自身的發展成熟，其確實出現了使命漂移，偏離服務于窮人的社會扶貧初衷。不過，盈利能力越好的MFIs，以及覆蓋力越大的MFIs，也更愿意服務于低端客戶，其扶貧深度也越大。

第三，是否可持續對MFIs的扶貧廣度和扶貧深度都沒有顯著的影響。這一結果似乎難以解釋，因為，一個普遍的共識是，實現可持續發展是保障MFIs社會扶貧功能的前提條件。不過，如果考慮到對MFIs的無償捐贈和各種政策扶持仍然大量存在，這一結論就具有合理性。這一結論從側面說明，在MFIs尚未實現可持續發展之前，各種捐贈和政策扶持對于保障MFIs社會扶貧功能確實具有積極作用。

以上結論具有重要的政策借鑒意義。首先，扶貧廣度和扶貧深度是相互促進而不是相互替代的關系，由此，是優先服務于更窮的人，還是優先服務于更多相對富裕的窮人，就成為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其次，金融中介組織形式和更大的規模都有助于擴大社會扶貧的廣度，這給我國MFIs今后的轉型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決策依據。第三，正式的法律組織形式、嚴格的監管都有助于MFIs安全有序的發展，但正式的法律組織形式和嚴格的監管都會抑制MFIs的社會扶貧深度。因此，如何在MFIs安全有序發展的前提下，以及如何在促進MFIs的發展成熟中，保障MFIs的社會扶貧功能，將是今后需要重點研究的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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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ermes，N.，Lensink，R.Microfinance：Its Impact，Ou-

篇（7）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influencing effect by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ombined with drug therapy on social function， life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anxiety disorder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anxiety disorder were divided by their intentions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ombined with drug therapy for clinical treatment，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drug therapy for clinical treatment. Comparison was made on clinical effect after 12-week treatment， global assessment of function （GAF）， gene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 （GQOLI74） and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LSR）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12 weeks of treatment， both groups had effectively relieved symptom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27 cured cases， 7 excellent cases， 4 effective cases and 2 ineffective cases， with total effective rate as 95.0%. The control group had 19 cured cases， 9 excellent cases， 4 effective cases and 8 ineffective cases， with total effective rate as 80.0%.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obviously higher total effective rat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χ2=4.114， P

【Key words】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Drug therapy； Anxiety disorder； Social function； Life satisfaction

焦慮癥屬于常見的臨床精神障礙疾病之一， 其主要癥狀， 體現在精神焦慮、社交焦慮障礙以及精神恐懼障礙等癥狀[1-3]。以往藥物治療的目的是要致力精神障礙癥狀都得以緩解， 而忽略了在治療一種精神障礙的同時造成另一種精神障礙病情惡化， 這也是目前臨床治療上的一個挑戰， 因此在藥物治療的基礎上需要接受相應的心理治療， 避免因自身心理疾病導致在治療過程中出現一些人文問題。同時也可避免因行為失常導致的嚴重后果和并發癥[4， 5]。本院在針對這些精神疾病的臨床治療進行總結中， 發現采用認知行為療法聯合藥物治療具有良好的臨床效果， 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2013年10月～2014年10月接診臨床焦慮癥患者80例， 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國精神病障礙疾病對焦慮癥患者的臨床評定標準， 排除了其他精神病障礙患者[3]。患者與家屬簽署了病情知情通知書， 按患者意愿將其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 各40例。實驗組男26例， 女14例， 平均年齡（32.6±6.8）歲；對照組男27例， 女13例， 平均年齡（34.5±6.9）歲。兩組患者性別、年齡等一般資料比較，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對照組單獨使用藥物治療方法， 而實驗組則在藥物治療的基礎上實施認知行為療法。藥物治療：針對每1例患者在睡前口服鹽酸萬拉法新膠囊藥劑， 前3 d用量25 mg， 以后根據病情進行用藥調整， 平均每2天增加25 mg， 最終加至150 mg后停止增加， 若患者藥物反應強烈， 則應進行劑量上的減少控制。于12周后， 根據實際病情情況進行用藥劑量上的適當調整。認知行為療法：針對患者進行認知重建， 并為其提供信息思維， 結合實際的思維行為建設一個更好的認知環境。鍛煉患者的思維能力， 進行催眠放松訓練， 并讓其有充足的時間進行深呼吸運動[6， 7]。

1. 3 觀察指標及療效判定標準 通過GAF評分觀察社會功能、GQOLI74評分觀察生活質量、LSR評分觀察生活滿意。本次的臨床療效評定以通用的評定標準進行分級[8， 9]， 痊愈：癥狀基本消失， 無消極思想。顯著：癥狀大部分消失， 無明顯消極思想。有效：癥狀部分消失， 消極思想偶爾有發生。無效：癥狀無變化， 甚至有加深。總有效率=（痊愈+顯著+有效）/總例數×100%。

1. 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6.0統計學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2. 1 兩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 經治療12周后， 兩組患者基本癥狀均得到了有效緩解， 實驗組痊愈27例， 顯著7例， 有效4例， 無效2例， 總有效率95.0%；對照組痊愈19例， 顯著9例， 有效4例， 無效8例， 總有效率80.0%；實驗組總有效率明顯高于對照組， 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χ2=4.114， P

2. 2 兩組患者GAF、GQOLI74以及LSR評分比較 經過治療后， 對照組GAF、GQOLI74以及LSR評分分別為（63.59±

5.20）、（58.31±2.21）、（76.20±5.20）分， 而實驗組三項評分分別為（75.30±5.60）、（62.65±4.23）、（85.60±5.60）分， 實驗組各項評分高于對照組， 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篇（8）

[中圖分類號] R74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7）03（b）-0123-04

Effect of drug self-disposal training on medication compliance and social function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ANG Xiangyang XIONG Yunzhen LONG Jie XIN Jingli

Department of Early Intervention，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Zhong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Zhongshan 5284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rug self-disposal training on medication compliance， symptoms and social function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Methods from July 2014 to June 2015， in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Zhongshan City， 84 schizophrenic patients in steady phase hospitalized were selecte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42 cases were in each group. Both groups received drug therapy and routin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for 8 weeks， in addition，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received drug self-disposal training for 8 weeks. These patients were followed-up for one year after discharging. Medication compliance， relapse rate and social function were assessed by medication compliance rating scale， 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 （BPRS） and Social Disability Screening Schedule （SDSS） in every three months. Resul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in medication complia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baseline （P > 0.05）；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in two groups were improved after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but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in experimenta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of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after 6， 9， 12 month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recurrence rate of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BPRS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after 6， 9， 12 month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SDSS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after 6， 9， 12 month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BPRS scores and SDSS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were not altered obviously after discharge （P > 0.05）. The BPRS scores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higher after discharge （P< 0.05）， and the SDSS scores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6， 9， 12 months were higher after discharge （P < 0.05）. Conclusion The drug self-disposal train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after discharge，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symptoms， reduce the relapse rate and prevent the social function deterioration.

[Key words] Schizophrenia； Drug self-disposal training； Medication compliance； Social function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患病率、復發率、致殘率高，疾病負擔較重的慢性遷延性疾病。在精神分裂癥的治療中，抗精神病藥物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精神分裂癥最常見的復發因素是停用抗精神病藥物，尤其是疾病的早期階段。Emsley等[1]對33例首發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了研究，維持治療為24個月，停藥1年后復發率為79%，2年后為94%，3年后為97%，提示停藥后若追蹤足夠的時間，大多數患者將復發。因此，讓精神分裂癥患者較早認識到堅持服藥的重要性十分關鍵。相關研究也認為，堅持服藥是預防復發的最重要因素[2]。在精神分裂癥病因至今未明的情況下，提高患者的服藥依從性是降低其復發的有力措施之一[3]。相關研究[4-5]顯示對患者進行藥物依從性訓練不僅可以提高患者的服藥依從性而且可以改善他們的社會功能。朱穎[6]強調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應是精神分裂癥全病程治療的重要環節。本研究對病情穩定的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藥物自我處置訓練并隨訪1年，探討其對提高患者藥物依從性、預防復發及改善社會功能的作用。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4年7月～2015年6月在中山市第三人民醫院住院的精神分裂癥患者為研究對象。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每組各42例。實驗組男20例，女22例；年齡19～53歲，平均（31.32±7.21）歲；病程1～5年，平均（2.76±1.45）年；受教育年限9～16年，平均（11.24±2.03）年；已婚15例，未婚27例。對照組患者42例，男23例，女19例，年齡22～54歲，平均（32.12±7.02）歲；病程1～6年，平均（2.35±1.32）年；受教育年限9～16年，平均（11.64±2.13）年；已婚17例，未婚25例。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病程、受教育程度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患者和/或家屬均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納入標準：①符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tenth edition，ICD-10》中精神分裂癥的診斷標準[7]；②年齡15～60歲；③初中以上文化程度；④至少有1名家屬與患者共同居住；⑤經過急性期治療病情穩定的患者，臨床總體印象表（CGI）嚴重程度評分≤5分；⑥經主管醫生初步評估，具備基本的理解力、判斷力和模仿力，能夠在1 h的訓練中集中注意力。

排除標準：①智力障礙；②有嚴重軀體疾病和腦器質性疾病；③在8周的康復期病情復發而不能繼續進行康復者。

1.2 方法

實驗組患者接受藥物治療+常規康復訓練+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對照組接受藥物治療+常規康復訓練。藥物自我處置程式選自翁永振教授編寫《精神分裂癥的康復操作手冊》[8]中的藥物自我處置技能訓練練程式，包括4部分技能：獲得抗精神病藥作用的有關知識；學會自我管理和評價藥物作用的正_方法；識別和處置藥物的副反應；與醫務人員商討藥物治療有關的問題。由2名經培訓的護師對實驗組患者進行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訓練采用7人一組，每周3次，每次60 min，共8周。兩組患者均經過8周的院內康復后出院。出院后每月隨訪一次，共隨訪1年。

1.3 評定指標

①服藥依從性評定：本研究采用家屬及患者的報告作為測量依從性的方法，采用目前國內通用的三級評定法[9]將依從性劃分為：完全依從（1分），即自愿按時按量服藥、定期復查；部分依從（2分），即2個月內出現3次及以上的不按時服藥、或者隨意加減藥量或需督促、或者勸說服藥和復查等；完全不依從（3分），即2個月內出現3次及以上的不愿或拒絕服藥、或者拒絕復查。②病情評定：采用簡明精神量表（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BPRS）[10]患者的病情進行評定，以BPRS中的精神分裂癥核心癥狀（第4、7、11、12、15項）判定是否復發，其中任何1項評分超過5分和/或任何2項每項評分超過4分，則確診為病情復發。③社會功能評定：采用社會功能缺陷篩查量表（social disability screening schedule，SDSS）[11]進行評估，該量表共10個項目，按0～2級評分，得分越低，表明社會功能越好。以上指標分別在入組時，出院時，出院后每3個月進行評估。

1.4 評定方法

采用盲法評定，即評定者不知道評定對象的分組情況，也不能詢問患者在住院期間康復的情況。評定人員是由4名經過統一培訓的精神科醫生組成，其一致性檢驗Kappa值≥0.82。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統計軟件SPSS 16.0對數據進行分析，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重復測量的計量資料比較采用方差分析。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治療依從性比較

實驗組和對照組的服藥依從性在入組時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實驗組與對照組患者在出院時服藥依從性均提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在出院3、6、9、12個月時，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服藥依從性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實驗組6、9、12個月的依從性與出院時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對照組3、6、9、12個月的依從性與出院時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1。

2.2 兩組復況比較

實驗組在出院后6個月內復發1例，9個月內復發4例，12個月內復發7例，復發率為16.67%。對照組在出院后3個月內復發2例，6個月內復發5例，9個月內復發8例，12個月內復發13例，復發率為30.95%。實驗組患者的復發率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

2.3 兩組BPRS評分比較

實驗組患者在第6、9、12個月時的BPRS總分均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實驗組出院后的BPRS總分與出院時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對照組BPRS總分在隨訪3、6、9、12個月時高于出院時BPRS評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2。

2.4 兩組SDSS評分比較

兩組患者在入組時SDSS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實驗組患者在6、9、12個月時的SDSS總分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實驗組在各個時期的SDSS總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對照組SDSS總分在隨訪6、9、12個月高于出院時SDSS評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3。

3討論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復發率高的疾病，服藥依從性為復發率的保護性因素，依從性越高，復發率越低[12]。本研究結果顯示，在治療依從性方面，實驗組與對照組患者經過8周的康復訓練后服藥依從性均有提高，但實驗組患者經過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后服藥依從性優于對照組，這與陳丁玲等[13]對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采用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的效果一致。樊獻麗等[14]對出院后的精神分裂癥患者隨訪半年，發現采用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的精神分裂癥患者服藥依從性高于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組（P < 0.05），這與本研究的隨訪結果一致。在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服藥依從性方面，藥物副反應、服藥態度和醫患關系是影響精神分裂癥患者治療依從性的重要因家。本研究通過對實驗組患者進行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使患者掌握抗精神病藥作用的有關知識，了解正確的自我服藥的方法并對其評價，識e藥物的副反應，與醫務人員商討治療問題，這與何夏君等[15]采用的“知、會、能”三步服藥訓練提高了患者的服藥依從性的方法類似。也可能與患者藥物副反應的減輕，醫患關系的改善及服藥態度的改善有關。此外，實驗組患者自出院后6個月開始服藥依從性較出院時下降，提示隨著時間的推移，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對患者服藥依從性改善的效果會逐漸降低。在實驗組患者依從性改善的同時，實驗組患者的病情嚴重程度輕于對照組（P < 0.05），病情復發率明顯低于對照組（P < 0.05），患者的病情與服藥依從性具有明顯的相關性，這與既往的研究結論具有一致性[16-20]。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慢性致殘性疾病，在急性癥狀控制以后常遺留社會功能缺陷，影響患者的學習、生活和工作。在本研究中實驗組患者的社會功能沒有明顯改變，對照組患者的社會功能較出院時有所下降。這與葛茂宏等[21]的研究顯示藥物自我處置能夠提高患者的社會功能的結果不一致，分析原因可能與他們增加了癥狀監測這項措施有關。項玉濤等[22]對有關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社會功能與其精神癥狀的相關性研究中發現，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社會功能受損程度和其精神Y狀密切相關，精神癥狀越豐富，社會功能受損越嚴重。在本研究中對照組患者在出院后病情較出院時有所加重，這可能與其社會功能的下降有關。而實驗組患者病情在出院后保持相對穩定，社會功能也無明顯變化，同時也提示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并不能改變患者的社會功能，患者社會功能的改善需要進一步行社會技能訓練等措施。

綜上所述，通過對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可以有效提高患者出院后的服藥依從性，有利于病情的穩定，降低疾病復發率，防止患者社會功能的進一步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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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中圖分類號] R749.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3）24-0047-03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病因未明的嚴重精神疾病，除具有感知、思維、情感、行為等多方面的障礙和精神活動不協調等癥狀外，往往還伴有社會功能損害，并影響患者承擔社會角色[1，2]。研究表明，患者癥狀與功能既相互關聯又相對獨立，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癥狀改善情況與社會功能恢復程度并非完全吻合[3]。因此盡早對患者進行社會功能評估，引導患者及家屬重視社會功能恢復，應成為精神科醫生的新職責。奧氮平與齊拉西酮均是目前臨床常用抗精神病藥，研究證實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認知功能和癥狀具有良好改善作用[4]，但對于社會功能的影響目前研究較少。本研究旨在對比研究奧氮平與齊拉西酮對首發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社會功能的影響及其安全性。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以我院精神科2011年6月～2012年12月收治的精神分裂癥住院患者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符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 版關于“精神分裂癥”的診斷標準[5]；首次發病就診，既往無精神病用藥史；陽性和陰性癥狀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評分≥70 分且臨床療效總評量表（CGI）嚴重度≥4；獲得家屬、監護人或法定人的書面知情同意。排除標準：年齡60歲；器質性精神障礙及精神活性物質和非成癮性物質所致的精神障礙；妊娠或哺乳期婦女；合并嚴重軀體性疾病或心、肝、腎功能不全。將符合條件的80例精神分裂癥患者分為奧氮平組和齊拉西酮組各40例。奧氮平組男 21例，女 19 例，年齡（18～58）歲，平均（34.6 ±7.1）歲，平均PANSS評分（91.8±11.3）分；齊拉西酮組男18 例，女22例，年齡（18～59）歲，平均（34.5±6.7）歲，平均PANSS評分（92.5±11.7）分。兩組性別、年齡、PANSS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均>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3 觀察指標

由兩名主治及以上職稱的醫師在治療前后分別用PANSS和個人與社會功能量表（personal and social performance scale，PSP）評分以評定療效以及社會功能改善效果，采用副反應量表（ 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 scale，TESS）評定不良反應。

1.3.1 PANSS[6] 由7條陽性項目、7條陰性項目和16項一般精神病理項目組成。采取七級（無癥狀1分，極重度7分）評分，最高分210分，分數越高表明精神病癥狀越嚴重。而治療后減分率[（基礎PANSS分-治療后PANSS分）÷（基礎PANSS分-30分）×100%]可作為療效評定指標。通常認為PANSS減分率

1.3.2 PSP[7] 包括社會活動、社會關系、自我照料、干擾及攻擊行為四個維度，各項評分累加獲得PSP總分，總分100分，總分越高表明社會功能越好。高于70分為社會功能無困難或輕度障礙；31～70分為有不同程度的社會功能缺陷；低于30分為社會功能特別低下。

1.3.3 TESS[8] 分為癥狀嚴重程度（0～4分）、癥狀產生與藥物的關系（0～4分）及采取的措施（0～6分）三個方面，總評定包括嚴重度總評定和個人痛苦程度。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18.0軟件，計量資料以均值±標準差（x±s）表示，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或配對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2.1 兩組治療前后PANSS評分比較

與治療前比較，奧氮平組與齊拉西酮組PANSS總分、陽性項目分、陰性項目分和一般精神病理項目分均顯著降低（P0.05）。見表1。

2.2 兩組治療前后PSP評分比較

治療前，奧氮平組與齊拉西酮組PSP評分比較無統計學差異（t=0.154，P>0.05），治療后，兩組PSP評分均顯著提高（t值分別為-3.716和-5.003，P

2.3 安全性評價

奧氮平組19例（47.5%）患者出現不良反應，主要包括體重增加、嗜睡、靜坐不能、月經紊亂、口干等；齊拉西酮組17例（42.5%）患者出現不良反應，主要為錐體外系癥狀、頭痛、頭昏、失眠、惡心、便秘等。齊拉西酮組不良反應發生率與奧氮平組比較無統計學意義（χ2=0.202，P>0.05）。齊拉西酮組TESS評分為（10.4±3.8）分，奧氮平組為（11.2±4.4）分，兩組比較無統計學意義（t=1.316，P>0.05）。

3 討論

精神分裂癥的主要特征為認知功能損害，而認識功能損害尤其是注意力、工作記憶和執行功能方面的損害和長期服用抗精神病藥物等因素導致患者社會功能及生活質量下降，使患者被歧視以及面臨婚姻、職業、人際危機[9]。同時由于許多家屬僅注重患者癥狀的改善，而忽略了患者社會功能的康復，而患者在長期缺乏家庭和社會支持時，其社會功能將進一步損害[10]。研究表明即使精神分裂癥患者經藥物治療后癥狀、認知以及生活質量能夠顯著改善，但其學習、工作能力等社會功能不一定隨之改善[11]。隨著社會不斷發展，對于患者社會功能的恢復情況要求越來越高，因此社會功能已成為評價藥物功效的一項重要指標。即在選擇抗精神病藥物時，除要考慮藥物對精神分裂癥的臨床療效，還需要關注抗精神病藥物對社會功能和生活質量的改善效能。

本研究結果表明，奧氮平和齊拉西酮對首發的精神分裂癥患者臨床癥狀具有明顯的改善作用，且二者療效相當。這與既往的研究結果一致。國內王冬梅[12]觀察了68例患者分別應用奧氮平和齊拉西酮治療8周后，兩組患者PANSS總分、陽性癥狀分、陰性癥狀分和一般精神病理分均顯著降低，且組間治療前后均無統計學差異。國外研究也顯示二者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癥狀近期改善作用相當，即使觀察期延長至6個月，二者療效仍無統計學差異[13]。

本研究觀察了奧氮平和齊拉西酮對首發的精神分裂癥患者社會功能的改善作用。結果顯示，兩組治療前PSP評分無統計學差異，在療程結束后，兩組PSP評分有明顯提高，但齊拉西酮組明顯高于奧氮平組。該研究結果表明，奧氮平和齊拉西酮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社會功能，但齊拉西酮的效果明顯優于奧氮平，也進一步顯示了精神分裂癥患者臨床癥狀和社會功能改善的非同步性。目前文獻尚未見奧氮平與齊拉西酮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社會功能影響的對照研究。但相關研究[14]顯示，奧氮平能選擇性作用與大腦邊緣和中腦皮質的多巴胺及 5-羥色胺受體，達到快速緩解精神急性癥狀，包括陽性癥狀及陰性癥狀，而陰性癥狀、情感癥狀被認為與社交和社會活動密切相關，陰性癥狀的改善常帶來部分社會功能的恢復，研究也證實了奧氮平可部分改善患者的社會功能。而對齊拉西酮與傳統抗精神病藥物的對照研究[15]顯示，齊拉西酮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社會功能的改善作用更為顯著，除與齊拉西酮的多巴胺受體及5-羥色胺受體雙重拮抗使其癥狀改善、尤其是陰性癥狀改善更好外，還與傳統抗精神病藥物不良反應明顯影響患者社會活動有關。

本研究顯示，奧氮平與齊拉西酮的不良反應發生率和TESS評分比較均無統計學差異，不良反應經對癥處理后均能繼續完成療程，無因嚴重并發癥退出的病例發生，提示兩種藥物不良反應相當，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有研究顯示齊拉西酮的錐體外系不良反應出現率明顯高于奧氮平組，且需要抗錐體外系副反應藥物比例更高，但奧氮平對體重、糖脂代謝的影響顯著高于齊拉西酮，因此兩藥總體不良反應和耐受性情況比較并無明顯差異[16]。

綜上，精神分裂癥患者除有明顯的認知功能損害外，還伴有社會功能受損。本研究顯示奧氮平與齊拉西酮對首發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癥狀均有良好的改善作用，且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但齊拉西酮對患者的社會功能改善作用優于奧氮平，有利于患者全面功能的康復，更好地回歸社會。但目前已有研究指出，藥物治療聯合綜合性的社會心理干預較單純藥物治療對患者社會功能的康復更為有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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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只有健全了各種國家行政工作的法律和法規，將科學方法和科學手段在行政管理中的運用給予明確規定，才能使各級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政管理中有足夠的依據，從而按法律規定的程序產生、組成并進行活動，提高行政效率，促進改革和現代化建設。法律制定過程中，應該遵循以下幾點。首先，法律制定要及時。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各個領域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都在發生突飛猛進的變化，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法律的制定必須不斷地順應歷史發展和時代變化，及時地、適時地根據這種變化，制定出符合時代需要的法律，避免行政管理滯后，各個領域、各種活動都無章可循，造成社會混亂。其次，法律制定要具體。各種行政法律規范須內容正確、措施具體、語義明確，而不能含糊其辭或彈性較大，以免造成形式上有法可依，實際上無法可依。再次，法律制定要全面。即要有中央制定的、全國各地、各部門都必須執行的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則，又需要各級國家權力機關在憲法和法律的原則指導下，在自己的權限范圍內，根據實際情況需要，制定不同效力、不同適應對象、不同適應范圍的各種規范性文件，以適應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層次行政管理的需要。

（二）有法必依是基本環節

有法必依要求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依法辦事，有法不依，不如無法。行政管理法律、法規一經公布，就應堅決執行，引導所有政府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都學會并善于依法處理經濟社會事務，把依法行政貫穿于政府工作的全過程。各級政府要按照《國務院關于加強市縣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定》，嚴格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切實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努力建設法治政府。

（三）執法必嚴是重要條件

法律、法規的嚴肅性是行政管理法制化不可缺少的因素，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規一旦公布，就應嚴格實施。近年來，行政執法中出現的執法不嚴問題，與部分行政執法工作人員政治素質、業務素質不高有必然聯系。所以要端正黨政領導干部、司法行政執法人員對執法必嚴的重要性、必要性的思想認識。要求各級執法部門和人員要秉公辦事、執法如山，不得根據個人或本部門、本地區的利害關系隨意曲解、變通法律法規。即使有些法律法規有不合理的地方，需要修改、補充和完善，也必須嚴格按法定程序進行。新的法律法規未正式公布前，仍必須嚴格按原有法律、法規辦事。

（四）違法必究是有力保障

遵循違法必究的要求，最根本是要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是對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提出的基本要求，它要求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要嚴格、嚴肅執法，要正確行使人民賦予的執法權力，盡職盡責地堅決打擊和制裁一切違法犯罪行為，要讓任何違法的部門和個人（不論單位大小、地位高低）都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因此，“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是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關鍵。

二、行政管理法制化的措施

行政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問題集中反映在行政執法上。因此，法制上的問題應當用法治化路徑來解決。從世界發達國家經驗看，其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大都依靠高度的法治化。因此，應從我國實際出發，充分借鑒國外成功經驗，共享人類的文明成果。

（一）加強行政立法

行政立法是指所有有權制定法律、法規和規章的國家權力機關和國家行政機關制定調整行政關系的法律、法規、規章的活動。它是為行政管理提供依據的，是規范抽象行政行為的，是解決有法可依問題的。行政立法要注意以下幾點。

1.要從全局出發，克服過去立法中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保護主義的傾向，維護法制的統一性。法律、法規具有相對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相互矛盾，否則就不會有權威。行政機關往往借“法”擴權，以“法”爭利，不得通過行政立法擅自設定行政審批、許可、收費、處罰和強制措施等內容；不得通過行政立法相互否定，行政立法與高層次立法以及行政立法之間不能相互抵觸、沖突，行政立法不能成為駕空人民代表機關的立法。否則，行政立法不僅不能成為社會發展的航標，反而會成為深化改革的障礙。

2.行政立法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轉變政府職能的要求。政府職能是行政管理的基本問題，是政府一切活動的邏輯與現實起點。政府職能的法定性是現代行政的基本要求，政府職能轉變要堅持“職能法定”原則，依法界定和科學規范政府職能，防止政府職能改革中的隨意性。在履行政府職能時，必須把不斷創新、勇于探索和嚴格依法、依規辦事結合起來。適應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需要，立法工作必須與時俱進，我們要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以發展為主題，以改革為動力，適時立法。遵循政企分開、政事分開的原則，充分尊重企業的經營自，在立法中規定行政機關的職權時，必須權利和義務對等。

3.行政立法要科學、合理、可行。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這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行政立法不能從本本、概念出發，既不能搞土教條，也不能搞洋教條。要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處理好方方面面的關系，既要符合全局的需要，又要考慮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既要符合長遠的發展方向，又要切合當前的實際情況。在立法時要注重調查研究，不僅要有法律依據，還要有實踐依據，這樣制定出來的法規、規章，才能行得通，才能解決實際問題。

（二）積極推進依法行政

由于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政府管理任務的繁重，現代行政權力急劇膨脹，介入各個領域,各條戰線,已經越來越多地介入國家刑事、民事問題，可以說行政權力無處不有，無處不在，這就要求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主要是依靠廣大公務人員來推動的。因此，廣大公務人員培養強烈的法律意識，自覺地依法辦事，這是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必備條件之一，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顯得更為重要。

1.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貫穿于我國整個法律制度中的一項基本原則。它的主要鋒芒，就是反對任何超越法律之外或者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特權。它要求人人都嚴格依法辦事，既充分享有他們應當享有的法定權利，又切實履行他們應當履行的法定義務，有利于維護法律的應有權威，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也就是要求行政立法及法律適用對于任何人一視同仁，其要求任何單位和個人不能逾越于法律之上，也不能超出法律之外。唯有如此，行政活動才是對法律的正確執行，國家的法律規范體系才能在行政管理領域得到切實落實，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越性才能充分顯現，有利于提高廣大群眾的政治思想覺悟，樹立國家主人翁責任感。

2.服務意識。現代行政的發展趨勢是，行政的重點日益向服務功能傾斜，控制和管理功能越來越多地為服務功能所取代或掩蓋。一個依法行政的政府必然是一個高效便民的服務型政府。依法行政是現代政府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建立合理的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市場、政府與公民關系的前提。現代化的服務型政府本質上也是法治政府，其基本要求是提供公共服務的同時能夠依法行政。因此，建設服務型政府是一個綜合復雜的系統工程，與建設法治政府并不相悖。建設服務型政府不能忽略法治政府建設。或許從法治政府建設入手，也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一條有效途徑。

3.積極行政的意識。社會的不斷發展帶動國家行政職能不斷地擴張，行政的目的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積極行政的觀念和意識，正是伴隨著國家行政的重點日益向服務功能傾斜這一歷史的、國際的潮流演化而形成的。依法行政和積極行政兩者既互相聯結，又各有特點，依法行政是行政管理工作的基礎，同時又是積極行政的前提。積極行政是依法行政的提升和發展，堅持依法行政和積極行政的統一，是解決當前市場執法過程中法律的滯后性、局限性問題及政府部門職能轉換需要，以實現執法監管務實高效，廉潔勤政目的，促進市場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建立和完善。

（三）加強行政執法監督

加強監督，防止行政執法權的濫用是切實保障人民利益，維護法律權威的有效措施。行政機關內部的層級監督是行政機關監督的重點，要做好層級監督，必須做好三個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