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媒體融合現狀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摘要】每一次技術的變革都會創造一個新的時代，而3G移動技術的出現帶動了手機媒體產業的發展，將人類帶入了移動媒體時代。本文首先闡述了手機媒體的概念和特點，然后將手機媒體與傳統媒體進行對比并分析了手機媒體與傳統媒體的融合過程，最后提出手機媒體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以及發展的趨勢，并提出合理化的建議。

關鍵詞 手機媒體；媒體融合；發展趨勢

一、手機媒體概述

手機媒體的定義：媒體是指傳播信息的媒介，它有兩層含義：一是信息的承載體，二是信息存儲、處理、傳播的橋梁。手機媒體作為媒體的一種，經過長期的發展，已經具有媒體的普遍屬性。廣義上手機媒體是指：一種承載信息的視聽終端，它是一種個性化信息傳播載體的平臺，具有廣泛的傳播受眾和精準的傳播效果，訴諸互動的大眾傳播媒體。最初手機被發明的時候，只有簡單的通訊功能，隨著短信的出現，手機發明了手機報；隨著彩信的出現，手機植入了廣播技術；隨著視頻的出現，手機發展了手機視頻：而現在手機儼然成為集圖文處理和視頻娛樂功能于一體的信息載體。

二、手機媒體的發展現狀

手機媒體作為新興移動媒體，發展迅猛。曾有業內人士認為，手機媒體強勢的勁頭將顛覆傳統媒體，甚至使傳統媒體消失殆盡。但筆者認為，手機媒體非但不會促使傳統媒體消亡，反而會與傳統媒體優劣互補，融合發展。不可否認，傳統媒體受到了新媒體極大的沖擊，但傳統媒體人的思想是靈活的，他們意識到擁抱新興媒體與新媒體融合發展才是科學之舉。

（一）手機媒體與傳媒媒體的差異

從信息傳播的角度來看，手機媒體和傳統媒體以其不同的傳播特性為我們提供媒介信息的服務，可以說傳統媒體、互聯網媒體再加上手機媒體已經覆蓋了我們信息傳播和被傳播的各行各業。

“傳統媒體依靠龐大的傳播網絡、權威的傳播地位、較高的媒介公信力，以媒體為中心進行傳播，依然在媒體領域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盡管受到了新媒體強烈的沖擊，但傳統媒體有自己的獨特性，并且經過長期的發展，傳統媒體的信息內容和媒體決策仍然處在“龍頭”老大的位置上。

手機媒體雖然發展迅速，但手機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互聯網，伴隨著移動應用軟件的大量開發，手機媒體的信息可謂是繁冗復雜，無法統一管理。而微信、手機QQ和手機微博的廣泛應用加速了媒體信息的碎片化效應，促使媒體的內容趨于同質化。不同的媒體，若想要健康共存，一是要取長補短，融合發展。

（二）手機媒體與傳統媒體的融合

近年來，“手機媒體不斷地與傳統媒體對接，又不斷地將之超越，在手機從一種通訊終端逐漸演變成為一種信息終端的過程中，手機越來越媒體化。”目前，手機媒體與傳統媒體融合的具體表現形式主義有以下幾種。

1．手機報紙

傳統的報業受到網絡新媒體技術的影響，凸顯了很多問題。對于受眾來講，內容已經無法滿足他們的心理需求，創新的閱讀方式和成熟的技術手段也能改變受眾的閱讀習慣，將他們牽引到新媒體的閱讀潮流中來。但傳統報業不會消亡，數字化時代，傳統報紙可以借鑒網絡媒體和手機媒體的數字化傳播方式，發揮自己在內容和營銷方面的優勢，加快傳統報業的媒體化轉型。

2．手機廣播

訴諸聽覺的廣播媒體，可謂是在夾縫中生存，因為廣播受到了來自電視和互聯網以及手機的多重沖擊。早期的廣播在廣電網的掌控下只能進行單向傳播。而現在，依托“三網融合”的平臺，受眾不僅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制作者和者。手機廣播與大眾的生活聯系緊密，推動了廣播業的快速發展。

3．手機電視

電視媒體與手機的融合是媒介融合發展的必然趨勢。由于手機電視具備“傳統電視的直觀性、廣播媒體的便攜性、報紙媒體的滯留性以及網絡媒體的交互性”③，其發展的潛力之大，已經受到了傳統電視行業極大的興趣，各大電視臺紛紛投資手機電視，獲取更大利潤。

三、手機媒體的發展趨勢

隨著我國人口的不斷增長，手機用戶不斷增加，手機媒體的發展空間巨大。然而，處于發展初期的手機媒體，仍然存在著很多問題。除了信息傳播的虛假性和安全性問題，還存在個人隱私、媒體功能不充分、媒體化發展不完善等重要問題。

（一）手機媒體面臨的問題

多媒體化的信息傳播方式給手機媒體帶來了多功能的網絡體驗，圖文處理、視頻娛樂為手機媒體帶來了廣大的用戶。依托互聯網技術，手機媒體可以與網絡媒體進行融合，發展成為移動的PC。

盡管手機媒體為人類帶來了更便捷的信息傳播方式，但作為手機用戶我們不能忽略手機媒體所面臨的問題。受眾群體比較局限，手機尤其是智能手機具有一定的門檻，大部門的手機用戶集中在經濟基礎好、知識水平高的年輕一代，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信息的傳播進程。手機媒體的信息大多來源于互聯網和傳統媒體，這導致媒體信息大同小異，媒體內容缺乏創意，導致手機媒體只是媒體的一種延伸，并沒有帶來實質性的變化。

（二）手機媒體的發展趨勢

雖然手機媒體發展勢頭強勁，但畢竟是一種新興的媒介形式，在面對其它媒體的競爭壓力和自身的不足時，手機媒體應當憑借自己獨特的優勢總結營銷策略，以期更好的帶動媒體產業的發展。

1．發展手機廣告營銷模式

一個獨立的營銷和盈利模式為媒體的發展帶來極大的推動作用。手機媒體在獨立運行的過程中，應當與通信運營商、內容服務商和技術平臺做好溝通，以互利共贏的方式發展自身的媒體產業鏈。在整合資源的同時，明確自身產業鏈的每個環節，為用戶和廣告主做好服務。“廣告是信息傳播的一種方式，要達到理想的廣告效應，必須減少不必要的中間環節，同時進行定向的信息傳播，以期更加有效地發揮手機媒體的傳播功能。”

2．挖掘手機媒體潛在的價值

近兩年，移動APP發展火熱，這為手機媒體帶來很多潛在的價值。除了滿足手機用戶的基本功能以外，手機媒體還可以挖掘電子營銷和手機購物的商業模式，通過建立品牌價值導向，吸引更多的消費者。相信不遠的將來．隨著手機媒體的商業化發展，將會掀起一場新的營銷革命。

3．增強手機媒體終端功能

篇（2）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體融合”，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它的內涵與外延非常的豐富，人們對媒體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潛在的經濟邏輯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作為歷史現象，媒體融合的發展也還未有終結。wWW.133229.CoM處在最活躍的經濟和技術領域，媒體融合的走勢受到宏觀政治、意識形態、產業政策、市場、技術、核心價值和社會大眾的多方影響。介于“媒體融合”是一個動態的學術熱點,本文試圖粗略地歸納出幾種比較突出的研究途徑和角度。特別是站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本文旨在審視北美學者近幾年內對“媒體融合”現象的預測、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論分析框架。總體來說，北美學者對媒體融合的探討大致分三大重點：第一個重點考量媒體融合這一歷史現象的性質，并試圖解釋趨勢背后的主要推動力和阻力; 第二個重點通過實證研究方法，對媒體融合的具體狀況加以分析。對于新媒體政策與新融合經濟的解析是這個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個重點涉及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反映在大眾政治、公共文化、社會關系上的種種深刻影響。可以說，一方面，通過對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格局的分析，北美傳播學，特別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繚亂的技術未來主義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認識到在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響下，媒體融合已超越言論，成為了實實在在的、承載國際政治經濟角逐、影響國內社會權力結構的重要歷史趨勢，北美學者也因此給于媒體融合足夠的重視，對這個歷史進程在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機構和權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機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體融合？

媒體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學學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專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體融合描繪成一股未來趨勢。這個概念泛指由數字技術所帶來多種媒介載體相互融合的技術演變。根據這個概念，在數字技術的影響下，信電、電話、電報、大眾傳媒之間原有的行業隔離與技術區別正在逐步消失。未來， 某一物理媒介—無論它是無線還是有線，無論是電波還是電纜—將能承載所有的語音、圖像、數據、以及視頻的傳遞； 同理， 原本只能由傳統媒體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廣播和電話，也將不再限于它們原來特定的載體 （jenkins, 2008: 10）。 3g手機、數字電視、網上廣播、還有眾多 網絡 互動媒體的出現都是媒體融合的具體例子; 這些技術的進一步推廣也對網絡帶寬和終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術要求。

總的來說，“媒體融合”是西方未來主義思潮的又一流行詞匯， 是繼“信息社會”、 “第三次浪潮”、“后 工業 社會”之后的又一熱點。在未來主義的詞匯中， “媒體融合”以技術演化為核心標尺，對技術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又持有實在化的觀點。作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對新技術革命的主導思潮， 未來主義反映了政治經濟權力精英對人類社會發展未來前景的主觀愿望。 技術未來主義一大特點是把 科學 技術偶像化、自在化、絕對化， 但同時又回避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科學技術的深刻影響與限定。無獨有偶，北美傳播學主流思想為未來主義的流行貢獻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預測數字化的內容下載功能將進一步推動媒體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認，技術演變是媒體融合現象的重要特點，“媒體融合”的口號也確是強有力的言辭。但是，作為一種學術理論框架， “媒體融合”有明顯的盲點。脫掉“科學技術”客觀性的偽裝，“媒體融合”實質上是帶有強烈價值傾向的規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為“革命式”的技術創新而加油歡呼；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卻領會不到融合潮流實質上是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自我再造重組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對新技術寓言式的描述，“媒體融合”潛在地為維護并重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核心優勢做了鋪墊 ，埋下了伏筆。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未來主義把“新科技”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放大到絕對主導的地位， 但是伴隨著國際資本和西方發達國家實實在在的推動，媒體融合已從主觀預測轉變為有自我實現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話語范疇的現實影響力。特別是美國1996年的電信改革，不僅取消了原來的行業隔離，不再禁止電信運營商進入有限電視和網絡服務行業，更是搶先全面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電信、廣電、 計算 機網絡在內的美國傳播行業，因而迫使英國和歐盟國家緊隨其后以期提升本國媒體資本在國際化的市場競爭中的實力。在自由化的市場機制的激勵下，壟斷集團通過融合強占先機，以期制定規則，主導轉型（zhang, 2002: 38)。可以說通過迎合跨國壟斷集團資本擴張的本性，這一歷史性改革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機制的興起，其深遠的影響力波及了整個國際傳播體系。

就在市場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動下，自九十年代以來，融合潮流變得相當明朗。盡管技術演變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術革命為理論框架的學者眼里，新技術就成了凌駕于政治經濟結構之上、自成體系的歷史推動力。當然，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繪了由 電子 技術帶來了媒體經濟和技術組織結構的重大變化。根據mueller, 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已流傳了近25年。自從互聯網和數字技術誕生以來，關于互聯網是否會最終促成媒體融合的討論就不絕于耳（mueller: 12）。在互聯網時代， 技術進步顯然已將媒體融合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但是，如果這個趨勢至今還沒有充分實現，是什么樣的非技術阻力導致的？哪些機構，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動或延緩這個趨勢？哪些地區國家,哪些社會團體，哪些權力集團將從媒體融合的大潮中獲利？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不斷演化的歷史進程，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程度也大相徑庭,這些結構性、實質性的問題將引導學術界的討論。

當然，不同的學術流派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也不盡相同。首先是機構研究。機構研究以引導機構改革、促進融合為目的，著重分析和評估融合的具體政策和現狀。這類研究默認并接受了主導媒體融合的商業邏輯，其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完善并促進資本主義技術改革，推進在“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全球信息體系的重組與再造。比如說，dong-hee shin (2006) 就韓國的發展狀況，認為目前媒體所有制結構，監管部門結構，以及媒體管理政策從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體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們的專著里(1996) 也指出媒體融合的實現不僅僅包含技術問題，還涉及到產業運作、商業文化、融資方式、基礎設施、產業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個國家的特定環境，站在經營策略的立場，這些論述著重討論“如何做”這一實際的操作性問題，為幫助實現跨國抑或本土資本在這一重大媒體產業變革中的取得戰略地位獻計獻策。

機構研究的“改良主義”的前提有意無意地提示我們：媒體融合決不是簡單的、必然的技術潮流，因為政府政策、經濟行為、意識形態、乃至資本主義的國際生產關系對媒體融合有決定性的意義。在這個理論架構下，“媒體融合”成為一個縮寫，泛指在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由一系列技術演化、產業重整、市場改革和相關政策組成的現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對于未來主義科學技術絕對化和自在化的邏輯，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更加贊同這種社會化、機構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機構研究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默認或回避的態度，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的理解有意識地跳出“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思維模式，并直截了當地解析全球資本主義系統與傳播信息體系之間日益復雜交錯的關系。在他的專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張把媒體融合的本質看作是國際資本擴張和重組的又一個歷史表現，并指出“媒體融合”這個概念使公眾錯誤的認為融合是不可逆轉的技術進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 現代 資本主義經濟下，“信息”作為一種資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場經濟活動中去了，成為創造剩余價值的商品，同時也是資本積累的平臺；在信息經濟的旗號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關心的是資本通過傳播信息平臺在全球范圍的積累，只要能增加利潤，這個體系中的主導者有意摧毀任何國家或地方干擾利潤實現的現有技術體系、制度、傳統和機構。從這個意義上，媒體融合說明資本邏輯滲透全球傳播體系的規模和深度的不斷擴張。有別于機構視角，批判政治經濟學往往突出國際資本活動所起到的隱形的,但實質上相當核心的主體導向作用，并且描述這個復雜歷史過程中所上演的種種矛盾、斗爭、控制，進而說明社會變革的根本性質和方向。

此外，由商業邏輯為主導的媒體融合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進的。那么發達國家與發展 中國 家對媒體融合的看法與做法一致嗎？新媒體的普及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機會嗎？當發展中國家加速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國家政府與本土資本是否有能力有選擇地介入媒體融合，并從中獲得實質性的實力增長？當地的人民大眾能否從中贏得更多的權益？當日本韓國成為媒體融合的先導國家，跨國資本在這些亞洲國家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新媒體的出現會促進本土文化的發展？抑或是遏制它？隨著媒體信息產業變得越加重要，它與國際政治和區域經濟之間又有什么樣的緊密關聯？在數字化和網絡化的新媒體環境下，這一系列關于國際關系和跨文化傳播的“永恒”問題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說，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討過信息技術融合對亞洲區域經濟的影響；msimang (2001) 則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想改變相對落后的被動狀況，面向媒體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自由經濟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進一步指出數字媒體在國際上的擴張幫助重整國際資本所操縱的媒體霸權。總的來說，從比較與跨國視角出發，如果媒體融合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體產業在國際上的演變能幫助我們理解重大的國際權力的動態結構嗎？

二、新媒體政策與融合經濟

毋庸置疑，媒體融合給行業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原本是在相對獨立的監管制度下發展的。具體的說，在歐美地區，電信監管政策強調對基礎設施硬件的管理，但視內容為超出監管范疇的私人問題；出于保護文化多樣性和維護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廣電的監管則側重內容管理；同時，信息與網絡產業則是在相對無監管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對媒體融合，原來各自分立的行業監管不得不重新調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間的爭論與沖突不可避免。對于這些爭論的記載和分析有助于說明媒體融合的多重主體性與復雜的內在矛盾。

同時，從宏觀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自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更是把關于融合政策的爭論設定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主導下，為了迎合國際壟斷集團搶占國際市場的戰略，歐美電信、廣電、信息行業監管政策都紛紛鼓勵自由化的機制，推動最大限度地開放市場（schiller,2007)。同時，隨著發展中各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歐盟這樣的“超國家組織”，規范化的條約更加速了國家傳播產業本身以及以傳播產業為渠道而進行的與全球市場體系的融合。在這樣的背景下，融合政策還能在“社會公正，公平競爭，和消費者利益”之間作出比較公允的平衡嗎（simpson, 1999)？就全球媒體經濟而言，劇烈的市場改革和產業重組將改變以往經濟實體之間的動態平衡嗎？

首先，在基礎設施這一層面，就存在許多關于發展趨勢的爭論。比如說，當電信與廣播電視產業日趨重疊，“融合式”的監管架構是否會削減原來受推崇的媒體多元文化的保護制度。(simpson,1999)？當電信運營商也開始提供媒體服務，怎樣才能保證其他服務供應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商的惡意排擠(blackman, 1998)？由于兩種以上的技術都可以實現寬帶傳播，采用哪種技術來建設信息基礎設施也將對經濟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總而言之，在媒體變革的過程中，種種有關技術標準、市場準入條件、以及行業準則的監管政策都將影響未來媒體格局，因而至關重要。

其次，媒體融合還促使了許多新型終端和新型服務的出現；雖然傳統媒體并不會徹底消亡，但卻經歷巨變。重要的是，這些劇烈的變革鼓勵社會各界重新審視貌似永恒不變的媒體結構和媒體權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爭論和動蕩。以數字電視為例，承擔著公共服務功能的非盈利性媒體應當怎樣應對和適應數字化的挑戰？在以數字技術為載體，網絡為紐帶的，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下的多媒體環境里，什么樣的媒體監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護“公共利益”這一核心價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經濟的大環境里，數字電視的推動是由目前的壟斷 企業 領導？還是通過政策介入把市場準入條件降低 (castañeda, 2007)？可見，即便在歐美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環境下，傳播信息體系不僅是資本利潤最大化的載體，還承擔著重要的社會公益責任。因此，有關媒體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業邏輯、權力結構和社會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訴求下被左右著前行的。到目前為止，在新自由主義體系下，商業邏輯凌駕于媒體社會公益的責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體在社會效益中的貢獻。當然，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一段尚未完結的歷史進程，最終的收益者將由歷史裁定。

就媒體經濟而言，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正在經歷劇烈的擴張，同時，其內部的市場格局也是動態的。在新自由主義和媒體融合的雙重導向下，傳播體系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經歷了結構性的調整。這一結構性的調整不局限于技術層面，而是涉及到資本主義媒體經濟內部的實力較量和重整。一方面，處于優勢地位的跨國壟斷集團試圖鞏固并進一步壯大其市場實力；另一方面，傳播信息體系在全世界范圍的調整也給新興的市場經濟主體帶來了機會。

具體的說，由于媒體融合的前提是網絡基礎設施和服務產品的重建和升級，這促使目前仍處于優勢地位的電信公司、傳統媒體、和硬件制造產業通過種種方式改變生產結構，切入新興市場，以適應變化，因而引發了產業結構、市場結構、部門結構的變化。目前，國際壟斷媒體公司已利用他們在資金、技術、人才和政治影響力上的種種優勢，通過擴張，兼并、重組等途徑，搶先把媒體融合納入公司發展策略中；換句話說，跨國媒體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導媒體融合的走向，媒體融合也改變了它們的商業運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與此同時，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國際生產鏈也經歷了重大的重組配制。電信、廣電與信息產業的廣泛融合甚至改變了這些細分產業內部的產業鏈結構，因此影響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國際資本的帶動和跨國產業的結構調整之外，國內的政治經濟原因，特別是不同部門、不同經濟實體乃至階層利益之間的博弈，都可能影響以媒體融合為其點的產業格局的發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說，在這場以媒體融合為形態的市場角逐中，鹿死誰手、誰是贏家是有關全球信息體系和全球市場經濟的前瞻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并不是堅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在新舊技術交替時期被放大，因此維護和鞏固資本邏輯對傳播體系的控制至關重要。首先，從純技術角度來說，現代技術給人類的交流傳播活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數字技術不僅使“信息”從一種稀缺資源轉變一種過剩資源，融合媒體更是具備了互動的特點，因而讓普通使用者對信息流通過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權。但是，往往正是這些極有益的技術特點使得資本通過全球傳播體系實現利潤積累的過程受到沖擊。

以知識產權為例：由于數字技術改變了媒體制作、內容存儲、信息傳遞和信息流通種種階段的操作方式，知識產權原有的生效范疇和執行方式都受到了負面影響。一方面，網絡強大的共享與復制功能不僅激發了數以萬計的免費內容下載和內容轉載，甚至鼓勵了非盈利性的創作共享運動的風起云涌(murdock，2009)。作為反擊，大公司不僅嚴格化了知識產權規則，他們還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應的技術手段以期順利實現信息“商品化”的轉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權，收費網絡信息，使用者密碼輸入系統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當多媒體和互動媒體成為主流傳播方式時，現代技術已給予消費者避開商業廣告狂轟濫炸的能力，數以萬計的頻道更使傳統的廣告失去原有的效應。 新媒體與廣告、新媒體與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將如何發展直接涉及到商業媒體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總之，如何創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殺不符合資本積累的技術應用，如何打開并開發利用新興市場，如何創造新的需求不僅對于資本邏輯下的媒體行業本身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剖析現代資本經濟組織演化也有關鍵性意義.

三、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

由媒體融合引發的全球傳播體系的重整對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本身有深刻的影響。除此之外，北美學者不約而同地關注新媒體與新聞事業、新媒體與大眾 政治 、新媒體與社會民主之間的互動關系。換句話說，這類討論往往跳出了產業機構視角，關注非 經濟 問題。如果傳統媒體的特點之一是由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壟斷式的信息制造和傳播，媒體融合是否可以減少了消費者對壟斷媒體的依賴，鼓勵更為民主的、更具參與性的信息傳播方式？這一議題是關注媒體政治的學者們關心的核心問題。一方面，互聯網、數字手機、 網絡 播客不僅讓大眾接觸到數以萬計的信息來源，更賦予普通人曝光突發事件、引發大眾討論、制造新聞效果的主體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壟斷媒體集團為了迎合大眾需求也相繼推出網絡討論空間以期制造互動新聞的氣氛（thurman, 2008)。

早期學者對新媒體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義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認為在媒體產權日益集中的國際環境中，媒體融合能鼓勵民眾的媒體參與，進而推進言論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會公正。不可否認，pool的觀點有 科學 技術絕對性的傾向；潛在地，他把技術進步與民主化相提并論，把個人消費自由等同于社會群體之間的民主平等。但是這一極富價值取向的期望已成為了主流媒體研究的理論框架，同時也為西方科技未來主義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傳。相對來說，近期的新媒體研究則運用了內涵更為嚴格的“民主”概念，通過實證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動媒體、草根新聞的實在效果。從純技術的角度，新媒體跨越了傳統媒體中被動消費與主體性內容制造的鴻溝，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社會各界、各個階層、各個民族享有新媒體的程度極度不平衡，保守的媒體權力結構也并沒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說，相對于技術絕對化和個體化的研究框架，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權力在資本邏輯下實現的分配關系提出了結構性的、批判性、本質性的認識，因而為了解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提供了現實版的背景認知。

新媒體與大眾文化的互動也是一個重要領域。隨著壟斷媒體集團對大眾娛樂市場的不斷開發利用，消費者通過互動媒體為資本主義娛樂產業提供了大量新鮮的內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經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強調了消費者在新形成的媒體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動作用 (p. 8)。通過文化視角，關注互動式的多媒體，jenkins提出媒體融合不僅是被資本宏觀推動，而且帶動了自下而上的消費者的媒體參與。簡而言之，新型的媒體文化和消費者群落是這類研究的重點。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過社會交際網站；tarantino（2003）寫過消費者對數字電影的反哺；mizuko (2005)寫過手機短訊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機作用。可以說，全世界的媒體管理者、軟件設計者、系統工程師和 計算 機網絡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體文化的傳播和影響，更想了解大眾流行對新技術的接受方式和導向趨勢。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評價，這類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體消費者主體性的地位，并且強調了“文化”獨立于政治經濟的自在性和影響力，因而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有益補充。但同時，不可否認，優先消費者視角，突出市場經濟范疇內個體或群體的“消費自由”的邏輯回避了資本最大化的商業邏輯以及階級這最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這些盲點削弱了對市場經濟框架下的大眾文化的認識，也代表著向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某種妥協。

當新媒體社會學和新媒體文化學的研究從大眾“消費者”的視角出發，媒體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則又回歸到媒體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另一個重要交點，那就是媒體融合對勞動者、勞動關系和勞動狀況的影響。一方面，數字技術在各種機構中的滲透加深了資本主義體系對勞動者的監視、控制和操縱，在后福特主義生產模式下，當全球數字化與經濟全球化相融合， 媒體融合更促使國際產業鏈的擴張和調整，因而對世界各國的就業結構和勞動狀況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新技術也帶來了鼓勵勞動者主體性和承載集體維權活動的空間。這一對相互制衡的矛盾趨勢將怎樣影響數字勞動、創造性勞動和知識型勞動？面對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媒體產業結構和管理方式的變化，廣義的媒體工人是怎樣應對的？在信息產業全球化，媒體行業的工會做出什么樣的戰略性的組織調整？可以說，關于廣義的“知識勞動”與“創造性勞動者”的研究是一個的新興領域。這個視角再次把媒體融合的現象設置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全球擴張和自我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

四、 總結 與未來趨勢

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 發展 、人類平等的金鑰匙。 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概念，媒體融合不僅存在明顯的盲點，而且是帶有強烈規范傾向的框架。可以說，對媒體融合的分析，只有結合對當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深刻理解時，才能有效擺脫“媒體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傾向。從傳媒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媒體融合的潮流，從本質上說，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通過傳媒信息技術手段進行自我更新、自我擴張的有機表現。就影響而言，媒體融合對全球格局、社會經濟和政治民生帶來的并非是理所當然的、線性的、純粹的、正面的影響。實質上，媒體融合技術雖然蘊涵了促進積極的 歷史 進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強大的主導下，這一歷史進程更多的是優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占有領導地位的政治經濟實體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現行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媒體權力等層層的保守格局。

通過本文的敘述和梳理，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以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設引導了北美學術研究對媒體融合的審視和反思：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主導下，媒體融合將削弱跨國資本對傳播體系的霸權控制？給于發展 中國 家“跨越”的時機和空間？延續甚至加強傳統“公眾利益”的監管核心取向？推動公共服務媒體的發展？摧毀社會歧視，實現全社會化的平等信息服務？推動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繁榮嗎？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顯而易見，目前媒體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歐洲以及日本韓國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為對象的。這個研究范疇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體融合不平衡的發展軌跡，另一方面，隨著印度、巴西、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他們在媒體融合潮流中的發展進程將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可能的未來趨勢。中國政府就已將三網融合作為實現內需帶動，促進應用，重點突破，在未來的技術發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經濟戰略。筆者認為，對于未來的研究，媒體融合將繼續成為一個載體，幫助學者認識資本邏輯在全世界范圍的擴張和變形。具體的說，在發展中國家里，媒體融合在國際資本與本地政治和國家發展需求的多重影響下會產生怎樣的特有的可能性？作為市場國際化的重要載體，媒體融合的趨勢會為本地資本的壯大創造什么樣的環境？會給國家信息化格局帶來什么樣影響？是否有助于形成電信運營商與上下游產業互動共贏的產業鏈？政府與市場主體在媒體融合中將分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困境的境況下，作為最為活躍的經濟區域，這些國家會在媒體融合上會有什么具體的舉動和作為？媒體融合又會在當地的政治改革和社會轉型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一系列的問題對于關心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新型 工業 化和市場化國家的走勢、轉型中的媒體以及廣義的發展問題的學者都是很有意義的。

[ 參考 文獻 ]

arsenault, amelia h. & manual castells. (2008).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global multi-media business net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 707-748.

baldwin, thomas f., d. stevens mcvoy, charles steinfield. (1996). convergence: integrating media,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benkler, yochai. (1998).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regul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control over content.”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2 (3): 183-196.

blackman, colin r. (1998). “convergence betwee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other media: how should regulation adapt?”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2 (3): 163-170.

boyd-barrett, oliver. (2006). “cyberspace, globalization and empire.”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 (1): 21-41.

castañeda, mari. (may 2007). “the complicated transition to broadcast digital televi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elevision & new media, 8: 91 - 106.

chon, bum soo et al. (2003).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media convergence: cross-industry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information industries.”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16 (3):141.

jenkins, henry. (2006). “introduction: worship at the altar of convergence: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media chang.” in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1-24.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jussawalla, meheroo. (april/may 1999). “the impact of ict convergence on development of asian region.”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3 (3/4): 217-238.

lankshear, c. and m. knobel. (2003). “do-it-yourself broadcasting: weblogs in a knowledge society.” retrieved july 4, 2009, from /c.lankshear/blog2003.html

lehr, w. and l.w. mcknight. (june 2003). “wireless internet access: 3g vs. wifi,”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7 (5-6): 351-370.

mizuko,ito, “intimate connections: contextualizing japanese youth and mobile messaging.” in richard harper, leysia palen, and alex taylor eds., the inside text: social, cultural and design perspectives on sms, 127-143. norwell, ma: springer.

msimang, mandla. “regulation in the era of convergence,” intermedia 29,issue 1 (january 2001): 4-7.

mueller, milton. (1999). “digital convergence and its consequences.” javnost-the public, 6 (3): 11-28.

bryan murley. (2009). “web logs: democratizing media production.” in august e. grant and jeffrey s. wilkinson (eds.), understanding media convergence: the state of the field, 234-2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urray, simone. (spring 2003). “media convergence’s third wave,” convergence: the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9 (1): 8-11.

pool, ithiel de sola. (1983). technologies of freedom.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schiller, dan. (2007).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hin, dong-hee. (2006). “convergence of tele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ion.” info: the journal of policy, regulation and strategy for telecommunications, 8 (1): 42-56.

simpson, seamus. (1999). “regulating ict convergence: how useful is the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model?” javnost, 6 (3):49-66.

spinello, r. (2002). “intellectual property wars and knowledge monopolies.” in regulating cyberspace: the policies and techonologies of control, 143-174, westport, ct: quorum books.

spurgeon, christina. (2008). advertising and new media.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tarantino, quentin. (2003). “star wars?: digital cinema, media convergence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in david thorburn and henry jenkins (eds.), rethinking media change, 281-314. cambridge: mit press.

thurman, neil. (february 01, 2008). “forums for citizen journalists? adoption of user generated content initiatives by online news media.” new media and society, 10: 139-157.

wilkinson, et al. (2009). “receiver-senders and content creators.” in august e. grant and jeffrey s. wilkinson (eds.), understanding media convergence: the state of the field64-8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tz, b.w. (2001). “reconfiguration of value chains in converging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markets.” long range planning, 34 (4):489-506.

wu，irene s. (2009). from iron fist to invisible hand: the uneven path of telecommunications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篇（3）

一、對媒介融合和內涵與外延的認知

(一）媒介融合概念的提出

“媒介融合”的概念最早于1983年由美國學者I?浦爾首次提出，其本意是指各種媒介呈現出多功能一體化的趨勢。美國新聞學會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Nachison將“媒介融合”定義為“印刷的、音頻的、視頻的、互動性數字媒體組織之間的戰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聯盟”。美國西北大學教授戈登歸納了所有權融合、策略性融合、結構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新聞表達融合等五種媒介融合的類型。

陶喜紅進一步指出，“融合”這一概念與大眾傳播真正意義上的聯姻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中葉計算機和網絡的發展。鄭保衛、樊亞平、彭艷萍研究發現，“媒介融合”屬于互聯網興起之初所產生的取代論和共存共榮論相互爭論時期。這里所說的融合，是指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的和平共處,聯合發展，顯然它與現在舶來意義上的媒體融合屬于不同的概念。

(二）認識的深化

隨著科技的進步以及新聞實踐的不斷發展,我國學術界對媒介融合這一概念的認知已不再停留于表面上的理解。吳海榮從研究個案出發，認為媒介融合既可指宏觀的產業、人力層面的相對集中，又可指微觀的新聞制作的各個環節的資源共享。⑴李紅祥認為媒介融合的界定要從技術/軟件融合、產業/市場融合、內容/服務三個層面加以界定。m蔡雯則認為媒介融合的深層次含義是指在數字技術和網絡傳播推動下的通過新介質形成的各類型媒介的匯聚融合。

在表現形式上，媒介融合應該既包括硬的新聞實體的融合,又表現為軟的媒介技術、管理體制的融合。王聞俊從動態過程的角度出發,認為媒介融合包括組織結合、收購合并、傳播手段、媒介形態等四個階段，孟建、趙元珂認為，媒介融合既包括在傳媒業界跨領域的整合并購，并借此組建大型的跨媒介傳媒集團;媒介技術的融合,將新的媒介技術與舊的媒介技術聯合起來形成新的傳播手段，甚至是全新的媒介形態。

二、高校媒體融合研究現狀

相比之下，學界對高校新聞媒體的媒介融合研究相當薄弱。當前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宏觀媒介融合研究、報網融合研究、媒介管理研究。

(一)宏觀高校媒體融合研究

張文莉研究指出，高校媒體的媒介融合主要體現在內容、終端、組織和管理方式等方面。作者認為,高校校園媒體應該從內容重整和組織重構兩方面人手。在內容重整上，重視整體策劃，注重互動。在組織重構上，組建全校統一的新聞管理機構，建設一支專業化、全能型的采編隊伍。婁雷認為，高校的校園媒體資源融合，既包括不同新聞主體、經營主體的融合,也包括不同傳播技術、傳播方式的融合，在組織構成、人員配備、職責分工等方面相互協調，優勢互補。

°高校傳媒整合既符合高校媒體的發展訴求，又是當代高校宣傳工作的發展需要。梁燕燕認為,高校傳媒可探索構建“新聞中心——實訓基地”模式，將新聞中心開放為高校新聞學科的實踐教學平臺，將校園宣傳任務分解為高校新聞學課程的實訓作業。此舉既有利于從根本上解決高校傳媒缺乏專業人才的問題,同時又極大改善高校新聞學專業實踐教學環節的困境。

(二）高校報網融合研究

高校“報網融合”是不同新聞主體、傳播技術、傳播方式的融合，以信息資源共享為基礎，實現立體化的新聞報道、捆綁化的客戶服務和多樣化的傳播手段。李秀芹認為，高校報網互動有利于校報與網絡的“快”與“慢”、“容量大”與“容量小”、“交互性”與“單向性”的優勢互補，是高校校報生存和發展的必然選擇。在工作理念上，張碧紅認為應該實現媒體的重心從報紙轉移到網絡，搭建讀者網友的互動社區,通過打造“新式在線編輯部”、注重校園網事“深加工”、整合校園宣傳資源等方面，推進高校“報網融合”創新發展。

趙立兵，楊寶珠研究了高校校報與微博的融合發展,認為微博等新媒體的及時性、現場性、互動性等優勢，能夠與高校平面媒體的權威性、深度性、全面性進行有效互補。在具體融合路徑上,主要表現為“微新聞”、“微專題”、“微采訪”、“微活動”、“微服務”等形態，推動高校校報的新發展。"

(°三）媒介管理融合研究

在媒介經營管理層面,高校校園媒介融合，有利于實現新聞業務上的資源共享,增強校園新聞的輿論引導能力。趙明認為，高校校園媒體的融合應該從新聞媒體從業者及新聞工作體制人手,在新聞工作體制方面，整合校園媒體,實現資源共享，學校宣傳部門在體制上保證組織運作。

王世華認為，從傳播內容、組織架構與人員構成來看，高校的媒體融合遠沒有成功,作者指出,應明確現有媒體的主從關系，不同媒體形成優勢互補，避免同質化,同時還要實現組織機構、運行模式與從業人員的有機融合,從理念、組織機構、運行模式、從業人員等多方面全力打造多媒體融合的髙校“全媒體”。

三、結語

媒介融合是當前學界的研究熱點，從一開始被引人的舶來品，到結合我國具體國情的本土化研究，學界都有較為深人的分析，研究視角也十分豐富多元。相比較而言,高校新聞媒體的媒介融合研究過于薄弱,這與高校新聞媒體及其在宣傳思想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不匹配，而且與高校新聞媒體的實際發展狀況不符。媒介融合是包括高校新聞媒體在內的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所以有必要加大對該問題的研究和思考。

篇（4）

中圖分類號：G21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5）10-0276-01

媒體融合基礎上，受眾對于新聞的生動性、精彩性要求更高，新聞的采集、傳播等面臨更多的挑戰，如何抓住受眾心理，提高新聞傳播的效率，依然是媒體融合下新聞業發展的關鍵問題之一。同時，對媒體融合的發展與現狀進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媒體融合基礎上新聞的傳播及創新發展，促進新聞的融合，使新聞傳播者與受眾形成更密切的協作關系，能更有效地促進新聞業的發展。

一、媒體融合的發展與現狀

隨著科技的發展，新媒體逐漸取代傳統媒體稱為新聞傳播的主要途徑，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形式與電視、報紙等傳統媒體的結合，更加豐富了新聞傳播的形式和內容，特別是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使新聞產業形成了一種全民參與、欣欣向榮的景象。借助網絡的開放性、共享性，新媒體已成為新聞傳播的主要途徑，給傳統媒體發展帶來了一定的壓力，而傳統媒體在長期實踐中積累的新聞傳播經驗又能為新媒體所用，促進了新媒體的發展，同時也使傳統媒體失去了一定的市場，迎來了發展的低谷。因此，在媒體融合過程中處于不同角度考慮，新舊媒體的融合還是存在一定的阻力和制約因素的。例如，新聞信息的版權糾紛、利益沖突等，都可能成為媒體融合過程中的阻礙因素。此外，傳統媒介組織機構的管理風格也一定程度地制約了新媒體的發展，如新聞“把關人”這一角色雖然在媒體融合時代控制能力大大消弱，但其存在的價值還是可以肯定的，關鍵是如何創新，提高新聞傳播的真實性、生動性、趣味性，以促進新聞信息內容的融合，使其與媒介融合同步發展。總之，媒體融合是必然趨勢，在媒體融合下新聞的傳播也要重視圖像、動畫等技術的融合。

二、媒體融合基礎上的新聞傳播

媒體融合拓展了新聞傳播的渠道，降低了新聞傳播的成本，形成了新聞發展的新時代。第一，在新聞信息的采集和交流方面，媒體的融合發揮了重大優勢。一方面，媒體的融合使新聞采集的途徑多樣化，且增強了新聞傳播的速度和廣度，使新聞內容更為多彩;另一方面，媒體融合拉近了新聞傳播者和受眾的關系，受眾既可以通過網絡平臺新聞，也可以通過網絡平臺對關注的新聞發表評論，可以讓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的思想理念。第二，媒體融合給新聞傳播帶來更為便利的技術支持。數碼相機、智能手機等的迅速發展在降低新聞成本的同時，其技術手段更容易被大眾所掌握，這就打破了專業人員對新聞編輯、剪切、的控制，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公民新聞”。第三，媒體融合打破了新聞傳播的壟斷局勢，拓展了新聞信息的來源渠道，使新聞者與受眾能突破時間地點的約束，隨時隨地地、觀看新聞和編輯新聞，節省了新聞采集、編輯、傳播的時間、人力等，提高了新聞傳播的效率。第四，廣泛的新聞源和互聯網平臺，使新聞傳播自由、方便，也使大眾之間的交流更為暢通，豐富了新聞素材、提高了新聞的生動性和活力。

三、媒體融合基礎上新聞傳播的創新與發展

媒體融合基礎上新聞傳播實現了大眾化、平民化，一般群眾與傳統媒體記者有著同等傳播權。例如：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對身邊發生的事件進行編輯，然后通過微博、微信等途徑進行，這是新聞傳播的重大創新;其次，新聞傳播的速度快、覆蓋廣、互交性強，激發了新聞的內在價值，使新聞的傳播更有意義。此外，新聞傳播的交互性加速了輿論反應，大眾的觀點可通過新媒體平臺快速、真實地展現出來，體現了新聞的全民化、大眾化，也方便了大眾監督;再次，媒體融合基礎上新聞傳播準確、迅速、便捷、生動，但新聞信息的整合與創意還需進一步發展，新聞信息源的巨大也加大了篩選難度，帶來了復雜、頻繁的版權之爭。一方面，一些傳播者為了迎合受眾心理，采用一些傳播技巧以達到影響受眾心理的目的，使受眾主觀情感產生偏離，影響了受眾的判斷，不利于新聞傳播的公平、公正。另一方面，這種現象也體現了新聞融合的相對落后，面對迅速發展的媒體融合，新聞的制作和傳播應尋求更多的合作契機，進一步探索和革新;最后，媒體融合增強了新聞的視覺表現力，使其內容表達更為豐富、精彩，能夠牢牢抓住受眾心理，加強新聞融合的發展。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在媒體融合基礎上新聞的生動性、精彩性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新聞傳播中聲音、文字、圖片等等的融合更加巧妙、精準，提高了新聞的質量和新聞傳播效果。當前，新聞融合跟不上媒體融合只是一個暫時的緩沖過程，在新聞業不斷的發展中，媒體融合下的新聞傳播將會更為豐富、生動，并充滿活力。

篇（5）

論壇主會場形式新穎，別開生面。與會傳媒業界、學界、技術界三方精英及各方專家圍繞媒介融合的內容、模式、形態、現狀、影響，以及中外媒體融合比較等話題進行對話。

傳媒專家陸小華指出：媒體融合并不僅僅是新技術的產物，應當說，受眾的需求更是媒體融合的動力。“今天傳媒發展趨勢是移動化變革。人們需要隨時隨地獲得信息，這就要求傳媒作為內容生產者以快捷的方式生產。邊生產，邊傳播，邊消費，這樣的模式實際上給整個生產流程的建構和理念的形成都提出了要求。全能記者并不是最核心的，最重要的是新的內容生產模式，才能真正地提高效率，才能真正促進傳媒融合。”陸小華認為：今天的傳媒發展趨勢給整個媒體生產流程的建構和理念的形成都提出了新要求。

上海證券報社長、總編輯關文結合報紙實踐，把中國現階段的媒體融合分為“互動”和“融合”兩個層面。“從我們的實踐來看，全國性的媒體，包括財經類的媒體，有融合的要求和意愿。財經類報紙要借鑒網絡或者其他的終端形式，把即時的、不同形態的信息產品第一時間傳播給讀者。融合是解決媒體形態，而互動主要是解決手段。”

芝加哥論壇報執行副總編輯馬克認為：融合的話題不是困難的話題，但是把這個話題帶回編輯部，真正實施這個戰略，真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在媒介融合的情況下，希望媒介融合技術和數據技術使業界能夠利用更多的媒體平臺來滿足讀者的需求。

佛山傳媒集團黨委副書記龔嘉明在實際工作中感到：“整合容易融合難，物理的整合像人的隊伍、資產這些整合還比較容易，但是講到融合，尤其是宣傳新聞業務，非常之難。”

中國新聞出版報社社長姜軍表示：媒體融合是一個趨勢，但是它也存在一個相反的趨勢，就是它的分化。他認為，媒體越來越多地要從單向的傳播變為雙向的、互動的、個性化的傳播。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杜駿飛教授也提出：當下世界媒介的發展潮流不僅有媒介融合，也有媒介的分化。在強烈的競爭之下，一些傳統的媒體正在強化自己的專業性。

鳳凰集團多媒體副總裁、鳳凰周刊社長孫謙提出了媒體融合“中央廚房”的概念，鳳凰正在積極推進媒體融合“中央廚房”這個構想。新華社副總編輯夏林指出：首先，技術的推動使媒體格局發生了變化，迫使電視、電臺、報紙、刊物都在改變自己的工作方式。比如要用快訊去不斷地更新網絡信息，比如把快訊的內容嚴格限制在70個字內（因為這正好是一條手機短信，若超過字數，手機報就很難使用了）。其次，實踐的變化推動了理論的創新。現在新聞定義完全可以改寫成：新聞是正在發生的事情。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李良榮教授直言媒體融合仍有幾大問題亟待解決。他認為，媒體的融合需要跨媒體的組合。在沒有跨媒體組合也沒有跨行業組合的前提下，“我們國家媒體融合的前景何在？”在他看來，目前可以稱得上實現媒體融合的平臺只有互聯網。同時，“基于互聯網的多媒體的結合，盈利的前景如何？”還有，“現在媒體主要傳播的是新聞，媒體融合的新聞和一般意義上的新聞區別到底何在，難道同樣的內容通過不同的方式傳播就是融合？”融合的媒體將會對新聞的內涵帶來何種變化，現在不過是滿足了人群從不同的渠道來看同一條新聞而已。此外，除了突發性新聞，“深度報道、綜合報道是不是適合做？融合新聞是不是能覆蓋所有的新聞題材？”新華社原副社長、重慶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院長馬勝榮教授對以上問題持有類似的觀點。

當前，媒介融合作為一種大趨勢已經擁有非常廣闊的研究領域，并呈現出多樣化的研究視角。在媒體融合的大環境下，中國的新聞傳播人才培養體系面臨著挑戰，對如何有效地進行高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問題，專家各抒己見。大部分專家認為高校新聞傳播專業的培養重點并非僅僅是全能記者的培養。浙江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吳飛教授談到：“高校要堅守的就是怎么樣來講故事，這才是我們考慮的一個難點問題。”都市快報副總編輯張軍提出中肯的建議：希望高校在注意培養學生多媒體素養的同時，不要忘記最基本的新聞技能培訓。香港大學新聞總監陳婉瑩教授指出：媒體融合不應該被簡單地看作高校教育架構中設置的一個專業，其實媒體融合是所有專業都可以用來促進自身更好發展的一個平臺。在這個平臺上，學生能夠學會掌握報紙新聞采寫、電視制作、網絡新聞等所需要的技能，成為實踐和思考結合的新型傳媒人才。

不少專家認為，比傳媒人技能融合更為迫切的，是同一媒體集團內部多種媒體業態的組織結構融合和產權融合的研究。另外，關于全能型記者和編輯的培養、融合后媒體內部的管理、媒體融合的運營模式等都成為會場討論的焦點。

分會場好戲不斷：各方同仁暢談道中道

在分會場的討論中，來自傳媒業界、學界、技術界的同仁、專家圍繞媒體融合的現狀與未來：實踐交流與問題思考；媒體融合環境下的高校新聞傳播人才培養模式創新；高校媒體融合實驗室的實驗教學這三個主題展開討論。

篇（6）

一、“三網融合”的發展現狀

2010年國務院先后下發了三網融合總體方案和試點方案，確定了三網融合12個試點地區名單，制定了快速推進三網融合的目標。并將三網融合作為重要任務納入國家發展戰略。三網融合的新形勢給新媒體發展提出了新的命題和挑戰。在此背景下，大力發展廣電新媒體，促進新老媒體相互融合、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就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緊迫任務。

所謂三網融合，即是電信網、廣播電視網以及計算機通信網的相互融合與兼容，同時逐漸整合滲透為統一的信息通信網絡。為了推進三網融合，我國政府早在2010年10月就已經開始在國內部分大中型城市開始試點工作。雖然現階段三網融合還有很多關鍵性問題需要解決，但是從整體上來說已經取得了不錯的成績。2011年《關于印發三網融合試點方案的通知》中明確提出：在保證播出安全的基礎上，廣播電視播出機構和電信企業可以探索更多的合作經營模式，從而充分挖掘出自身優勢，調動各方積極性，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更多豐富和優質的信息服務[1]。三網融合是我國信息化時展所要經歷的必然階段，它為受眾建構了一個新型的“全媒體環境”，而媒介受眾的變化必將對媒體轉變產生深遠的影響。相信隨著三網融合工作的推進，隨著新媒體發展步伐的加快，我們必將迎來傳統媒體和新媒體融合發展的時代，為新媒體時代的大發展、大繁榮做出新的貢獻。

二、促進“三網融合”發展的對策建議

1、健全“三網融合”監管法律體系

進一步完善三網融合的法律監管體系，盡快頒布和完善《電信法》與《廣播電視法》，確保三網融合擁有法律支撐，如此便能夠有效的處理三網融合過程中關鍵的法律性問題。在促進三網融合發展的過程中，確保電信業與廣電業都能夠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按照歐盟的經驗，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可以在法律層面上適當的把傳統通信網絡統一列入電子通信網這一大框架之中，即是把目前的三網從傳統網絡轉化為電子通信網絡。通過這樣的方式，不僅能夠體現出現階段網絡的技術實質，同時還可以被電信、廣電以及互聯網所接受，獲得各方的認可與支持。《電信法》能夠針對國內三網融合的市場監督管理提供原則和參考，允許針對電信與廣電進行有差異性的監督管理，采取傳輸網絡和內容的區別監管，從而解決政出多門的問題。如此一來，三網融合的發展具備了法律依據，這是確保三網融合最終全面實現的根本保障。

2、電信廣電合作共贏，逐步開放

推進電信與廣電的合作共贏，在雙向進入上有所突破。從西方發達國家三網融合的發展經驗來看，一般都歷經了從電信與廣電的雙向進入到相互合作的階段，例如美國，三網融合選擇了下面幾種模式：第一是廣電進入電信，第二是電信借助于IPTV進入廣電，第三是廣電和電信相互合作。這幾種模式的關鍵都是利用逐步開放的方式來最終實現整個行業的發展，這是與三網融合未來發展趨勢相符合的。如果電信與廣電在試點階段對等進入，則很容易產生一些就業和競爭問題，這些問題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所以為了實現電信與廣電的雙贏，必須要選擇積極穩妥的方式，結合三網融合的整體發展方案以及試點要求，在雙向進入上逐漸的擺脫傳統封閉的廣電網以及電信網，打破過去一直以來廣電和電信分離的局面，過于激進或者保守都不是二者的出路，最科學合理的方式是電信與廣電分別作出讓步，逐漸實現二者的相互開放，最終取得合作共贏的局面[2]。

3、加強媒體傳播方式和內容創新

在促進新媒體發展的同時，不但要緊緊抓住媒體核心業務，堅守陣地，同時也要結合新媒體形態更加多樣化、傳播范圍更加廣泛、滲透力更強的特征，充分的利用市場手段，增強力度，推動新媒體的持續健康發展。要更加關注傳播內容的創新，深入研究新媒體的傳播規定，盡快適應數字技術與網絡技術發展的特點，將傳統媒體的內容優勢充分的發揮出來，同時對其展開有針對性的設計和開發，打造更多的適合不同年齡、不同收入層次的，內容豐富、品位高雅、形式生動活動的新視聽產品，從而盡可能的滿足不同受眾層次的精神文化需求，而非是單純的將傳統媒體傳播內容照搬到新媒體之上。另外我們還必須要注重科技創新，不僅要創作出更多具有高科技含量的視聽產品，利用新技術的應用創新傳播方式，為用戶提供更加便捷舒適的視聽享受，同時也為新媒體視聽節目監督管理工作提供更加有效的技術手段，保證信息安全與傳播安全。最后必須要加快體制創新，在堅持正確導向的基礎上，積極探索出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媒體傳播體制，從而更好的應對日益復雜的市場環境，在市場競爭中得以生存和發展。

三、“三網融合”的發展趨勢

在三網融合的背景之下，我們必須要真正認識到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之間相互依靠、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共同提高并最終走向融合的關系，進一步統籌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發展，緊緊把握未來發展的主動權。所以不管是廣電媒體還是電信，不管是播出機構還是傳輸機構，都應當有清醒的認識，推進三網融合的盡快實現。

首先，未來一段時間內，廣電媒體在內容資源方面的優勢依舊是網絡不能比擬的，新媒體尤其是網絡媒體自身的交互性與海量信息，這是傳統媒體所不具備的。若廣電媒體在內容制作上增加投入，網絡新渠道就會為其帶來更大的增值效果，進而讓廣電和網絡達成共贏的局面。另外，三網融合也為終端制造業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發展機遇，未來幾年我國電視機的年銷售總量也許能夠超過9000萬臺，而當網絡電視時代來臨之后，用戶僅僅需要購置一臺網絡電視機，就能夠享受到電視與網絡的雙重功能。

其次，三網融合未來的朝向是互聯網，當前的互聯網依舊是主要借助于電信網作為基礎和支撐，依舊處在比較弱勢的狀態，無法真正承擔三網融合全面發展的重任。但是隨著近年來互聯網的飛速發展，從終端和業務等方面而言，未來的電視與手機必然會與互聯網全面靠攏。在三網融合服務差異化階段，廣電網也必然會成為互聯網的重要基礎，從而構成計算機通信網以及計算機廣播網共同支撐互聯網發展的新局面[3]。

最后，根據過去的方式來促進三網融合的發展必然是一個長期性的工程，怎樣繞過傳統的三網來實現成功融合的目的？其答案是尋求通信體制改革。我們應當依托技術發展支撐，構建商業模式，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來有針對性的選擇發展方式。我們當前的實際情況是數據通信發展還處在落后位置，傳統數據通信業務規模較小，相對西方發達國家來說多業務的包袱要小得多，所以應當積極轉向為以IP為基礎的新體制，光纜中選擇IP優化光網，完善寬帶IP網，促進我國Internet網發展，讓其能夠和國內傳統通信網并存發展。

四、結語

二十一世紀人類已經進入了信息時代，我國政府非常重視三網融合的發展，其關鍵在于廣電具備內容資源優勢與內容管理優勢，而電信具備交互網絡優勢，將其二者相結合，優勢互補、取長補短，讓電信和廣電雙方都能夠利用自身優勢促進雙方發展，從而真正的帶動我國信息產業和新媒體發展，為我國信息化建設做出更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篇（7）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自20世紀末以來，隨著各種傳播技術尤其是數字技術和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各種新的媒介形態層出不窮。與此同時，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與各種新媒體，在組織結構、傳播手段上日益相互滲透和融合，媒介間的技術和形態界限日漸模糊。

這場遍及全球的“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革命，不僅給傳播業務和傳播產業帶來了結構性的變化，而且使傳統的傳播規制政策面臨著極大的挑戰。在許多國家和地區，媒體分立時代所構建的政策架構，已經成為媒介融合在推進過程中最主要的障礙。因此，對媒介融合語境下的傳播規制政策變革的必要性以及路徑、模式等問題進行理論探討，已成為一項在實踐和理論兩個領域都非常迫切且具有深遠意義的課題。本文立足于文獻研究，在對媒介融合研究現狀進行回顧與厘清的基礎上，探討了媒介融合語境下規制變革的必要性以及相關研究的現狀。

一、媒介融合的研究現狀

有關“媒介融合”的思想可以追溯至20世紀60年代麥克盧漢(McLuhan)。在媒介盧漢“媒介即信息”的視野里，沒有一種媒介能夠獨立存在。“任何媒介的‘內容’都是另一種媒介。文字的內容是言語，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內容，印刷又是電報的內容一樣”。這種媒介觀事實上便已包含“媒介融合”思想的基因。

不過，“媒介融合”思想真正萌芽的始點一般認為是美國未來學家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NicolasNegroponte)提出的觀點：“廣播電視業”、“電腦業”和“印刷出版業”將在數字化浪潮下呈現交疊重合的發展趨勢。20世紀70年代末，在麻省理工學院(MIT)媒介實驗室(Media Lab)的籌建演講上，尼葛洛龐帝提出了這種“傳播與資訊通訊科技終將匯聚合一”的思想，并用三個重疊的圓圈來描述計算機、印刷和廣播三者的技術邊界，認為三個圓圈的交叉處將成為成長最快、創新最多的領域。

自尼葛洛龐帝提出“三個重疊的圓圈”之后，媒介問的融聚匯合便備受關注和討論。但“媒介融合”真正作為一個學理概念，是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伊契爾?索勒?浦爾(IthielDe Sola Pool)首先提出的。在1983年出版的《自由的科技》(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一書中，浦爾首次提出“形態融合”(convergence of modes)的概念，并率先對媒介融合的內涵作出界定，認為媒介融合是“媒介間界線日漸模糊”的進程。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媒介間的融聚、匯流便在數字化的潮流中日漸得以顯現和證實。而媒介融合作為一項前沿課題也逐漸得到廣泛關注，相關研究也開始得到接續和深入。目前，西方學者對這一課題的研究熱情非常高漲，相關論文和研究成果的數量逐年增多，美國一些大學甚至專門開設了媒介融合專業或方向。從已經問世的成果看，西方學者對這一課題的研究視角比較多元化，目前已開辟了媒介技術融合、媒介所有權融合、媒介文化融合、媒介組織結構融合、新聞采編技能融合等多個研究領域，初步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

我國學者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即開始關注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共存、互動以及整合、融合的問題。但具學理意義的“媒介融合”的研究，則一直到2004年才由中國人民大學學者蔡雯在考察美國媒介發展狀況過程中引進。2005年開始，以蔡雯為首的一批學者以極大的學術熱情迅速投入該課題的研究。相關研究成果隨即迅速增多。目前，國內各學者圍繞該課題的研究已獲得了第一批成果。

一些先行研究者圍繞“媒介融合”的概念內涵、研究范圍和層次等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而系統的整理，初步搭建起該課題的理論架構。從2006年開始，以蔡雯為代表的學者開始從應用新聞學角度對“融合新聞”(convergence Journalism)進行研究與探索，對“媒介融合”語境下新聞傳播方式和流程的變革、新聞資源開發、新聞報道策劃以及新聞人才技能的更新等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討。與此同時，研究者也開始嘗試以一種相對宏觀的視角，探討“媒介融合”對傳媒產業和社會可能帶來的變革與影響，研究視角逐漸呈現出微觀、具體視角和宏觀、思辨視角并重的局面。

綜觀既有研究，我國對“媒介融合”的研究已開始進入理論化、系統化的階段，學界的研究視角正在趨于多樣化。不過，在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的社會背景下，其理論的研究仍然落后于實踐的發展，雖然研究的廣度得到拓展，但深度比較欠缺。而且，既有研究大多關注的是媒介形態、功能的融合。對媒介所有權、組織結構上的融合還關注不夠；同時，基本基于一種“技術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理論取向，對媒介融合過程中的技術推動力量持一種過于簡單和樂觀的態度，而普遍忽視了政策規制、社會文化等因素對媒介融合進程的制約作用。不過，目前學界已開始認識到這一問題和局限。從研究的整體趨勢來看。在媒介技術融合、產業融合等既有領域的研究不斷深化的基礎上，一種基于社會、文化領域的宏觀研究視角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二、規制融合：“社會形成論”視野下的新視角

從尼葛洛龐帝開始。技術因素便被定義為媒介融合的直接誘因，而媒介間的融聚、匯合過程被認為是技術驅動的進程。如，在浦爾的最初理解中，媒介融合不過是由于數字化的發展而導致的通信和廣播的形態融合。Pavlik(1996)將融合定義為“在計算機技術驅動下，傳播媒體的所有形式匯聚到一個電子化、數字化的平臺之上”。

確實，在許多人看來，傳統媒體，如報紙、廣播和電視之所以會產生碰撞而導致邊界模糊，主要是由于技術特別是數字技術的使用和影響。但這些將數字技術(或者稱為“計算機技術”等)視為媒介融合唯一前因的觀點，顯然充滿了技術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色彩。在技術決定論的理論視野下。技術被看成是形塑社會的最具影響力的因素，甚至是社會變革和發展的唯一邏輯。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種技術單向決定社會發展的線性模式便已受到眾多批判。作為最主要的批判理論，技術社會形成論(Social shaping theory，SST)十分強調技術的社會因素塑造。注重考察社會、體制、經濟以及文化等力量對技術的形塑和影響作用，認為技術并不是完全按照技術自身內在的邏輯發展的，而是由創造和使用它的社會環境和社會情境所決定的。

因此，遵循技術社會形成論的認識論，一些學者對媒介融合技術決定的論調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技術因素并非媒介融合在現實社會中實現的唯一因素，媒介融合作為技術變革的產物，并不完全依賴于技術的內部邏輯，而要受到其

運作環境和社會情境的限定。即使媒介形態在技術上實現了融合，但媒介融合的社會進程必然是緩慢和漸進的。正如Winseck所指出的，媒介融合其實在數字化之前就開始了，并且一直都是歷史發展的趨勢。但是媒介私有化的制度以及政府規制等種種限制阻礙了其進程。

事實上，媒介融合在當下所面臨的困境也已經證實了技術社會形成論的觀點。如今，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媒介融合作為媒介的發展趨勢，受到了各國和地區的普遍認同和追捧，但在產業、組織等現實推進中卻是困難重重。政策規制變革的滯后、產業和市場融合所面臨的種種壁壘、盈利模式的探索和轉換以及相應人才資源的匱乏……種種社會條件的限制，成為了進一步推進媒介融合的束縛。

在種種限制性社會因素中，不能適應媒介融合發展現狀和趨勢的傳統媒介規制體制無疑是最主要的阻力之一。在大部分的國家，傳統的媒介規制方式都由基礎技術平臺的分類所決定。如在我國，報刊以及印刷出版歸屬新聞出版局管理，廣播電視歸屬廣播電視局管理，互聯網和手機媒體等歸屬信產部管理。但在媒介技術平臺日益匯流以后，媒體功能出現重迭，傳統媒介產業之間乃至于媒介產業與通訊產業之間的邊界日益模糊。原本處于不同產業中的報刊媒體、廣電媒體、網絡媒體以及通訊渠道相互滲透和交叉競爭。在這種情勢下，傳統的基礎平臺分類為依據的產業分立規制體制便面臨著出現雙重標準、規制失靈等問題，而媒介融合無論是在技術平臺上的融合，還是內容產品、媒介組織乃至媒介產業的融合上，都毫無例外地受到了牽制和阻礙。

基于媒介融合融合的現實困境和發展規律，一些學者提出了一個“規制融合”(regulatory convergence)的概念，認為，所謂“規制融合”，其實意味著通過展開一系列因應媒介技術融合、市場融合和產業融合的媒介規制變革，從而“建立一個能夠適應所有融合領域的共通的規制框架”。從歐盟等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來看，“規制融合”的推進是一項涉及到機構變革、政策調整等方方面面內容的系統工程。如，不僅包括規制主體和對象的融合，而且要求建立適應媒介融合領域的規制政策以及更靈活、更具融合性的市場準入制度，并且建立相應的市場監管制度，以促使市場的有效競爭和充分競爭。

就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而言，政策規制的變革往往滯后于技術的變革，而政策規制的調整與變革往往是進一步推進技術變革的重要條件。但對于媒介規制融合與媒介技術融合以及媒介產業和市場融合之間的關系，西方學者們并不贊同以一種單向線性的思維，簡單地將之構建為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如，在邁阿密大學傳播學院的Bruce Garrison和Michel Dupagne設計的“媒介融合”模型(圖1)中。既可以是技術融合作為經濟融合(即市場或產業融合)和規制融合的先決前提，也可以是經濟融合和規制融合帶來技術的融合。但無論是哪一種模式，融合效果的最后產生都是技術、經濟和規制因素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從這樣一種系統論的思維出發，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媒介融合不僅僅是技術和平臺的聚合和產業、市場的融匯，也不僅僅是規制政策的應對和融合，而是多種因素(既包括技術的，也包括社會的)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結果。

三、媒介融合語境下規制變革研究現狀

在媒介融合趨勢初露端倪的20世紀末，西方一些學者便開始關注傳播規制政策的變革。如，Clements和Blaekman在1998年便注意到了電信產業與媒介產業的融合趨勢。并對相關產業政策的調整進行了探討。不過，當時研究的焦點主要集中于融合趨勢對廣電頻率資源以及電信產業政策的挑戰，而關于傳統媒介內部規制政策的探討較為鮮見。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數字化對傳統媒體內容與流程的影響日漸擴大和普遍，關于融合趨勢下媒介產業內部政策調整的研究開始逐漸增多。學者們主要圍繞媒介融合對傳播規制政策的挑戰與沖擊以及傳播政策的調整與變革兩個問題展開研究。在媒介融合對傳播政策的挑戰與沖擊這一個問題上，學者們的認識比較一致：基本上都認為在媒介融合的語境下，過往將不同媒體以不同模式分別監管的政策將面臨挑戰。但在應該如何建立適合媒介融合趨勢的傳播政策這一問題上，研究者們的意見比較多元。如，香港中文大學的粱麗娟在對比臺三地傳播政策的基礎上，從“政府角色”、“規管模式”和“競爭法律”三個方面探討了媒介融合對傳播政策的影響，認為在媒介融合語境下，政策架構由多重規管簡化為單一架構以及引入競爭法律將有利跨媒體競爭；因應世界電信發展大會(WTDC-02)而成立的ITU-D(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研究小組在大規模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由事前監控的產業政策(sector specific ex-ante law)轉向事后追懲的競爭政策(ex-post application ofcompetition law)的建議：而臺灣政治大學碩士研究生袁常捷則針對臺灣地區廣播電視市場，提出了一種層級模式(layered model)。

與此同時，一些學者從各國或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出發，在個案分析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如，臺灣中山大學碩士研究生陳立興在其畢業論文中，對媒介融合語境下臺灣地區有線電視與電信事業的相關管制規范與競爭機制進行了研究；倫敦吉爾德霍爾大學的MarkWheeler對英國傳播政策在媒介融合語境的調整與變革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和探討；倫教城市大學社會學系傳播政策項目負責人Pesos losifidis探討了媒介融合劉歐洲各國傳播政策的影響和沖擊，并初步勾畫了融合時代歐洲新的政策架構。總體來言，在個案研究方面，歐盟各國傳播政策的調整與變革被認為是目前較為成功和成熟的做法，尤其受到研究者的重視，相關研究成果比較多。

近兩三年來，媒介融合語境下的傳播規制政策研究也開始引起我國學者的學術關注。相關的研究論文和學術觀點開始散見于各級學術期刊。如，蔡雯及其博士研究生黃金在分析、比較美國、歐盟、新加坡和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媒介管理現狀的基礎上，提出了“媒介規制的變革乃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的觀點；肖燕雄在其論文《論應對媒介融合的法制管理原則》中，總結了西方國家和一些發達地區應對媒介融合的法制原則：法律政策整合原則、管理分散原則、管理國際化原則。同時，一些大型的科研課題也開始將該議題納入研究框架，如蔡雯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資助項目“數字化時代媒介融合發展與新聞傳播改革研究”。重點關注了傳播規制政策的變革；肖燕雄主持的湖南省社科基金課題“現代傳播技術變革與新聞傳媒法律、政策”，則在媒介技術變革與傳播政策變革的宏觀框架下，對媒介融合語境下的政策變革進行了探討。而在今年10月，我國第一場有關“媒介融合語境下的內容規制與傳播政策”的主題研討會也將在中國傳媒大學(北京)舉行。

總體而言，我國對媒介融合語境下傳播政策研究還處在剛剛起步的階段，不僅成果數量少。而且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不足。就研究的關注點而言，目前我國學者的研究還處于總結西方經驗的初始階段，不僅對于媒介融合對傳播規制政策的挑戰與沖擊這一問題的研究未及深入，而且還基本沒有涉及我國傳播規制政策調整與變革這一問題。

篇（8）

[基金項目]本文是2016年孝感市社科聯“基層社科熱點問題研究”項目，立項名稱：新形勢下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研究，項目編號：xgssk12016jc019

自2014年深改組四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以來，媒體融合發展進入規范化、制度化的快車道。孝感市主流媒體也乘東風，自加壓力、勇于創新，努力探索自身轉型發展之路。不容否認，在中央級和省級媒體資源優勢比較突出、大型商業網站以技術為利器領先市場的背景下，地市級主流媒體開拓融合之路并不一帆風順。但這是必走之路。地市級媒體融合現狀怎樣？有什么成就，又有什么困惑？怎么能走得更穩健？本文以孝感日報傳媒集團、孝感廣電傳媒集團為例，通過調查研究，試著作一分析。

一、媒體融合發展現狀

基本情況。孝感日報傳媒集團成立于2014年7月，主要媒體有三報（孝感日報、孝感晚報、湖北手機報?孝感版）、六微（孝感晚報微博、微信，孝感網微博、微信，槐蔭論壇微博，時訊傳媒微博）、一網（孝感網）、一論壇（槐蔭論壇）、一屏（室內電子閱報屏）等。傳統媒體從業人員88人，其中研究生4人，本科66人，大專16人。新媒體（網站）從業人員30人，其中研究生2人，本科21人，專科6人。孝感廣電傳媒集團成立于2014年10月，主要媒體有新聞綜合和交通音樂兩個廣播頻率，新聞綜合、公共生活、孝南等三個電視頻道，《槐蔭周刊》報及孝感新聞網。各頻道、頻率及報紙、網站都開通運營官方微博微信公眾號。傳統媒體從業人員259人，其中研究生4人，本科187人，大專43人。新媒體（網站）從業人員10人，均為本科學歷。

媒體融合發展情況。孝感日報傳媒集團實施技術創新，建設了全媒體生產系統，如全媒體新聞生產平臺、全媒體資源服務平臺、報紙網絡排版輸出系統等，正在建設移動采編辦公系統、掌媒內容系統、全媒體考核系統等，實現新聞采編全流程信息化、新聞資源多媒體共享共用、新聞傳播擴面提速，傳播力引導力大為增強。榮獲中國報協評選的“‘十二五’中國報業信息化建設和融合發展示范獎”。經營方面，2015年，集團經營性收入達到3686萬元，較上年度增長7.54%；其中，廣告收入1737萬元，發行收入1696萬元，其他創收253萬元。槐蔭論壇，繼續發揮較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今年7月8日，省委常委、宣傳部長梁偉年作出指示：孝感網槐蔭論壇的經驗值得總結，值得在同類網信工作中推廣。2015年，網站經營超過500萬元。

廣電傳媒集團目前正積極入駐長江云?云上孝感，借助云上孝感客戶端開通文章、視頻、素材庫等8項基本功能模塊，擴展電視直播、微信矩陣、客戶端等另外12項功能，已經實現廣播電視節目的直播功能。電視臺新聞頻道官方微博上半年連續兩個季度躋身“湖北媒體微博風云榜”十強。孝感廣電微信公眾號推出網絡直播節目《孝感人》，節目播出累計訪問量達到10000多人次。2016年孝感春晚、網絡春晚等晚會的網絡直播累計訪問量達到27000多人次，在孝感廣電微信公眾號上直播的2016年孝感市春晚單場晚會吸引場外4000多人互動。經營方面，2015年，累計創收比2014年增長21%，實現了逆勢增長、綠色增長。

總體來看，兩家主流媒體在媒體融合發展方面已躍過了初期的報網互動、臺網互動階段，開始進入媒體整合甚至是深度融合階段，表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

二、媒體融合存在的問題

媒體融合是一個新事物，也是一個動態的長期過程。就孝感兩家主流媒體的探索來看，當前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1.方向感不明。

傳統媒體必須與新媒體融合，這是共識。但如何融合，對地級媒體說，國內還鮮有現成的成熟的路徑與模式可循，國內大型主流媒體的一些實踐、國外“小而美”的一些新聞創業項目可以借鑒、提供啟發，但基于發展現狀和實力，只能望其項背而難以付諸實踐。因此，導致出現融合方向上的“迷惑”。

2.“化學效應”不強。

在融合上，雖然不再限于報網互動、臺網互動，并建了全媒體生產系統，開通了微博微信公眾號等，“十八般兵器，樣樣都有”，但整體上這種融合還是物理上的融合，在做加法，還沒有實現從內容生產、產品銷售到市場反饋的系列“化學反應”，經營上的融合不深，總體效益不高。

3.投入不夠。

搞新媒體需要投入，而地市級媒體本身體量有限，特別是近兩年受經濟下行、新媒體沖擊影響，傳統報業、廣播電視經營創收呈斷崖式下降，地市級媒體經營面臨更大的挑戰。因此，在推動媒體融合上，地市級媒體陷入了投資新媒體怕成本收不回、不投資又怕落伍時代和同行的“兩難”境地。怎么辦？很多傳統媒體便采取“攤大餅”“撒胡椒面”的方式，都照顧到，都沒有特色，財力更吃緊。

4.復合型人才不多。

傳統媒體的優勢在于從采訪、內容生產、出版播出到市場經營等有一套自己的熟路，并有自己的權威性和相對固定的受眾，新媒體的優勢在于有自己的渠道和技術。但二者相遇，特別是在以傳統媒體的姿態來辦新媒體的情況下，這對傳統媒體從業者的思維和能力提出了挑戰，它需要既懂傳統媒體又懂新媒體的復合型人才。

5.利益不好調。

媒體融合必然牽涉利益的調整，其中既有人才打通方面傳統媒體內部人員之間的利益再分配，也有新媒體從業人員與傳統媒體從業人員之間的利益平衡問題，特別是新媒體從業人員多是近幾年入行，承載著與傳統媒體人員一樣的責任與義務，但因采用的是新機制新辦法，在財政撥款、人員編制甚至記者身份認同等多個層面，與傳統媒體差別很大，導致從業人員獲得感、成就感不強，動力不足。

三、推動媒體融合發展的建議

根據以上問題，筆者認為，地市級主流媒體下一步推動融合發展，要著力抓好以下幾個方面：

1.理念是引領，要遵循新聞規律。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有時方向不明，是因為思想疙瘩還沒有解開，或者理念還沒有進一步明朗。推進媒體融合，毫無疑問要堅持黨管媒體和政治家辦報辦刊辦臺的原則，這個是不管怎么融合都不能變、不能丟的，也是融合的前提。一是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創新是媒體融合的應有之義；協調包括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傳媒集團與外部之間的協調，也包括集團內部人才使用、內容生產、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協調；綠色既包括精神文化產品上的健康無污染，也包括經營增長方式的綠色化；開放既包括請群眾、網民參與，開放辦報辦刊辦臺，也包括要勇于走出去吸收先進理念和方法，如人民日報微博就為傳統媒體如何在新媒體領域發展提供了一個比較成功的樣本，它相對獨立的團隊、清晰的價值觀定位等都值得借鑒學習；共享既包括傳媒集團內部之間資源的共建共享，也包括所生產的產品及部分平臺、渠道等與受眾之間的共建共享。二是遵循新聞發展規律和新技術發展規律。媒體融合不管怎么“融”，其主打的權威產品還是“新聞”，這就決定了媒體融合發展要遵循新聞傳播規律，不能因為對融合發展的心情急切而背離規律性規范性的東西；另一方面，媒體融合還要遵循新技術發展規律、社交媒體運作規律，這方面大型主流媒體、商業網站的做法可以借鑒。孝感槐蔭論壇也走出了一條發展論壇社區的成功經驗。

2.內容仍然為王，要適合用戶需求。

自媒體融合探索以來，內容為王、渠道為王還是技術為王，一直爭論不休。筆者認為，就地市級媒體而言，因其地域性、消費需求的多樣性和可待挖潛的空間，內容仍然是主要的、根本的。地方報、臺經常自謙“小報”“小臺”，這里的“小”既因為它在體制內的序列位置，也因為它服務的受眾范圍偏于一隅且相對固定，有時還因為發展能力欠缺所致，但其功能卻是與大報大臺一樣的。應該承認，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傳統媒體在服務地方時，是相當好的，但也有明顯不足，如報紙方面，農民群眾自愿訂報非常少，農民群體沒有有效覆蓋，新聞報道的親和力、指導性不夠等。但現在媒體融合時代，地市級媒體可以說迎來一個發展的“黃金期”。借助互聯網技術，通過電腦、手機等載體平臺，可以把產品直接推送到用戶（包括農民）眼前或手中。關鍵是，要有優質的內容，能粘住用戶。為此，需要牢固樹立受眾意識、體驗意識、分眾意識，做深做透做活新聞，做足做細做優地方特色，當前，尤其可借助于“長江云”新聞政務客戶端，積極打造地方“新聞+政務+服務”品牌，以小見大、以小博大，努力提高服務受眾的質量和水平。

3.新技術是支撐，要與時俱進。

篇（9）

1　新媒體日新月異并以極快的速度占領市場

隨著科技的進步，越來越多的新興媒體進入到公眾的視野。從網絡到手機、從電子書、博客、微博到國內3G牌照的發放，新興媒體正以各種方式滲透到人們的生活中來。不用看報紙、電視，不用聽廣播，通過一個小小的鼠標甚至是一部手機就能知曉天下事，并且相對于傳統媒體的“你編我讀，你播我看，你播我聽”的模式，新興媒體給受眾以更多的選擇權與互動參與機會。

有數據顯示，我國網民規模已達4億，而中國手機使用人群數量已經突破了7億大關，手機上網人數也達1.55億。而隨著移動互聯網和3G不斷普及和推進，手機上網的人數還在急劇上升。這意味著，手機媒體作為繼紙媒、廣播、電視、互聯網之后的第五大媒體的地位，進一步穩固地奠定。

2　廣播等傳統媒體面臨重大挑戰

在國際金融危機、迅速變化的受眾需求和不斷涌現的高新科技背景下，廣播等傳統媒體面臨著一系列重大挑戰。2008年7月31日，新加坡新傳媒集團屬下的新加坡國際廣播電臺正式停播，標志著這個運營長達14年的對外宣傳廣播電臺成為歷史。2010年3月2日，英國廣播公司的總裁馬克?湯普森宣布，BBC6音樂臺和南亞社區電臺將面臨關閉。在國內，許多廣播媒體由于經營不善，被其他媒體或是產業收購或者控股，喪失獨立經營權。

新媒體對傳統媒體的直接挑戰在于，分走受眾，分走市場。曾有調查顯示，奧運會期間有24.9％的觀眾是通過公交移動電視看到賽事轉播的。又有報道指出新媒體在2010年的廣州亞運中，還將繼續延續大規模的投放。另外，新媒體的崛起，使主要依靠廣告經營收入的廣播盈利模式受到挑戰。由于新媒體廣告投放具有溝通效率高、覆蓋范圍廣、互動性強、成本低等優勢，使得一部分廣告商更愿意選擇新媒體。此外，由于廣告投放深受經濟形勢的影響，因此，對“廣告收入”的過分依賴，也給廣播媒體的發展帶來許多不確定因素。

3　傳統媒體與新媒體融合是大勢所趨

從新媒體的出現開始，傳統媒體就看到了其巨大的生命力，并迅速走上了融合之路。在國外，許多傳統媒體都在盡全力進軍新媒體，試圖擴充自己的實力。諸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迪斯尼、維亞康姆和時代華納等傳媒公司都在增加網絡資產、開展收購活動。在國內，2005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開辦網絡電臺，向全國網民推出“可看的廣播、可聽的網絡”。2006年，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旗下的音樂頻道和音樂廣播電臺合并，并推出網絡、電視、廣播三類媒體互動的“音樂博客”。近幾年，面對新媒體的沖擊，越來越多的傳統媒體把手伸向了新興媒體，走融合之路。

加快廣播與新媒體融合，推動湖南廣播改革

雖然新媒體的發展給廣播帶來了前有未有的沖擊，但新媒體全新的傳播理念和互動方式，也給廣播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啟發。廣播要發展，就必須看到新媒體的優勢，創新廣播節目的生產方式，通過高新技術手段，主動與新媒體融合。

1　湖南廣播與新媒體的融合現狀

早在1999年，湖南電臺就開辦了自己的網站湖南廣播在線。為了尋找湖南電臺再次騰飛的推動器，為打造湖南乃至全國的新傳媒航母，2007年5月，湖南新廣播傳媒有限責任公司正式注冊成立。

新廣傳媒是融合了數字多媒體廣播、移動數字電視和網絡廣播的新生態現代傳媒，目前已擁有網絡廣播、湖南移動電視、手機電視和平安小精靈四家子公司。經營范圍涵蓋廣播電視節目、音像制品制作，國內外廣告的設計、制作、和等眾多領域。

從這些新生態傳媒來看，湖南電臺并不缺新媒體。然而，并不是擁有新媒體就擁有了受眾，就意味著湖南電臺的傳統廣播媒體與新媒體之間做到了很好的融合。就目前的現狀來看，湖南廣播與新媒體融合后的優勢并沒有得到充分體現，還需要進一步整合。

2　湖南廣播與新媒體的融合之路

湖南廣播要改革，要發展，要實現質的飛躍，就必須全面轉型，借助國家推動廣播電臺數字化、網絡化建設的產業發展政策，突破自身平臺的發展障礙，在廣播內容、傳輸渠道、產業化發展等方面進行大膽嘗試，以更新的形式與新媒體進行融合。

首先，大力推動湖南廣播的全面數字化和網絡化。廣播的發展，關鍵在于技術的革新，在現階段，只有實現廣播的數字化和網絡化運行，才能實現廣播內容、傳輸渠道、接收終端等方面的融合。因此，湖南廣播必須充分依靠國家產業政策支持，加快技術平臺升級改造，建立數字化、網絡化的多媒體資源平臺，為湖南廣播與新媒體的融合打下堅實的基礎。

其次，全力打通湖南廣播與新媒體融合的傳播渠道。在經濟領域，我們常常說“內容為王，渠道制勝”，其實這同樣適用于廣播等媒體。湖南廣播傳播渠道的打通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著手，一是在立足本位即原有的調頻立體聲、中波的基礎上，著力加強衛星通訊技術的實驗和應用，擴展廣播生存空間，建立有線覆蓋網、無線覆蓋網、衛星覆蓋網相結合的立體廣播傳輸網絡，實現湖南廣播信號的全面覆蓋，無障礙收聽。二是改變目前湖南網絡廣播只能實時收聽，沒有節目預告、節目內容，不能點播、下載等形式單一的現狀，使湖南廣播通過網絡進行傳輸時，聽眾不僅可以在線收聽，還可以進行點播、下載、搜索、分類，還可以享受數字化技術帶來的多媒體、自主性和個性化服務，真正實現“我的廣播”，此外，還可以將湖南網絡廣播與各大門戶網站、中央臺、兄弟媒體的網站進行鏈接，實現網絡廣播的全方位覆蓋。三是加強與中國移動、中國電信等移動通訊公司的合作，利用他們先進的技術尤其是3G網絡技術和上網手機，通過通信網絡為手機用戶提供更多湖南廣播節目的增值服務。

篇（10）

一、傳統電視媒體的現狀與困惑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電視踏著改革的節拍，從姍姍學步成長到如今人們日常生活須臾不可缺少的“第一傳媒”，但是由于互聯網術的出現，人們接受信息的渠道逐漸增多，不再拘泥于傳統的報紙和電視媒體，正是由于這種新的傳媒方式的沖擊，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占據的市場份額已經出現逐年下降的態勢。以下我就地方電視媒體為例來闡述其現狀和所處的困境。

現狀一：素電視媒體兼有上層建筑和信息產業雙重身份，一方面地方電視媒體作為要為當地群眾宣傳和解讀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政治經濟生活服務，另一方面，又要為了自身生存發展兼顧經濟效益。這就需要媒體在公益性、盈利性之間做好協調與平衡，否則就會傷及自身，降低媒體的公信力和影響力。

現狀二：收看節目來自于觀眾的收看意愿，小小的遙控器成就了受眾的“上帝”地位，受眾可以在被動接受的前提下擁有少許的主動權，他可以在幾十個頻道中任意選擇。同時.各種收費電視和數字電視的入侵，使得很多地方電視臺失去了對本地區的控制權。特別是省會市臺，更是處在同城多臺的慘烈競爭中，他們的發展面臨著更大的困難與挑戰。地方電視媒體自辦節目比較少，以外來節目和轉播節目為主，自身能力不足。

現狀三：地方電視媒體覆蓋面有限、發展空間小、資源不足、市場狹小等，這些從先天上決定了它所占的市場份額必定有限。

困境一、受到各種沖擊，目前主要的威脅來自地方電視臺中不斷出現的新媒體，以及中央，省級媒體的影響的方案，從而在地方電視臺的收視率無法突破的速度。隨著行業的政策，技術和廣播電視節目的發展，當地電視臺上星省級以上，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危機。如果我們不能充分認識和正確對待危機，能不能找到一種有效的方式來解決危機，解決危機，它會影響到地方黨委和政府在基層的宣傳工作，貫徹和落實，它會影響地方電視臺的生存和發展。

困境二、盈利模式單一，缺乏一個比較成熟而又適用的利潤增長機制。長期以來，電視節目模式仍然是由行政決定，媒體業務的性質，企業管理模式進行運作，進行慢慢地與市場對接，目前，改革正在推進電視領域，誠信電視市場體系逐步建立，然而，被推向市場的電視媒體在尋求經濟效益的過程中扔未突破單一的盈利模式，廣告額牽動著媒體的經濟生命線。這就制約了地方媒體的做大、做強，導致可持續發展乏力。

二、地方電視媒體受到新媒體的挑戰

相對于電視等三大傳統媒體的下降態勢，網絡媒體為代表的的新聞媒體以其迅速快捷，覆蓋面廣，受眾年輕的比較優勢，呈現出強勁，這對電視的影響和沖擊式不言而喻的。實力傳播公司的調查數據顯示電視廣告已明顯受到新媒體廣告沖擊。電視觀眾正在呈現老齡化趨勢，核心觀眾以45歲左右人群為主，50-60歲人群占比正逐漸提升，未來廣告主將更傾向于投放網絡廣告。

新媒體的特點：

（一）信息化，高度集成且易于訪問

集成網絡各大媒體信息，并分門別類，讓觀眾成為一種從被動到主動的傳統媒體接收信息，觀眾可以點擊的標題和網站上通過搜索引擎獲得感興趣的信息。傳統電視媒體在這方面是無能為力的。

（二）傳播形式多樣，信息范圍廣

網絡已經突破了文字、圖片信息的傳播方式，更有聲音和視頻影像信息。

（三）信息傳播快，交互性強

今天，很多觀眾已經習慣于通過網絡來獲取信息，以這種方式，記者往往比隨后的瀏覽報紙，看電視了解到很多新鮮。最獨特的是其與觀眾直接溝通，每次有大事發生，各大評論網站將打開窗口，用戶可以交流自己的想法，甚至還可以通過網上視頻對話功能，在目前的情況下，任何從事傳統媒體無法做到的。雖然新媒體并沒有形成大規模的替代傳統媒體的潛力，但所有新媒體的優勢確實讓傳統媒體正在失去一些傳統強項。

三、改變，與新媒體融合

傳統電視媒體與網絡媒體的發展趨勢：相互交融。市場規模的蛋糕是固定的，不可避免的出現了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產生競爭，分流一部分的觀眾。對于2600年，根據網絡用戶的媒體消費行為調查顯示，有60.9%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上年相比，有更多的時間花在網絡上，同時減少了時間看電視，35.5%的人，有34.1%的閱讀雜志，聽收音機，27.1%，30.3%閱讀報紙。如今，眾多的傳統媒體也認識到網絡強大的號召性和包容性能吸引來眾多受眾，于是紛紛吹響進軍網絡的號角，地方電視媒體也清醒的認識到了這一點，紛紛加強門戶網站建設，央視的就是典型的代表。將中央電視臺等各大電視媒體的節目上傳，實現網絡二次播放。地方電視媒體在與網絡新媒體融合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自身的特點，地方媒體由于擁有地域性特色，那么地域新聞就是它的根，可以在節目建設中結合當地新聞，貼近受眾的信息習慣來鞏固固定的收視群體和網絡用戶。這就是新形勢下的臺網互動，受眾在錯過電視節目的播放時還可以到其網站來尋找所需的信息。

四、結語

新媒體的迅速崛起和繁榮是當前的狀態，顯示其良好的發展前景。在當前復雜的媒體的產業發展格局，主要趨勢是媒體和新媒體的融合是不能取代傳統媒體，但傳統媒體的基礎上的延伸。傳統媒體有豐富的資源，專業的人才，經驗和長期的品牌優勢，新媒體形式的傳播和傳統媒體的優勢與對方渠道優勢，形成互補，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內容資源，人力資源，品牌建設和資源共享，如共享之間，我相信，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傳統電視媒體與網絡媒體的交互與對方合作將繼續加深。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