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文學名著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翻譯倫理理論中,切斯特曼(Chesterman)歸納出譯者倫理的五種模式,視角僅局限于譯者。中國學者楊潔、曾利沙著文“論翻譯倫理學研究范疇的拓展”,從學科系統建構層面對翻譯倫理學的研究范疇進行整合并作出拓展,但也未涉及原譯者—重譯者的倫理問題。筆者認為,就重譯而言,重譯者應恪守相應的道德規范,遵守重譯時的三個原則:

(一)貼近原作者

一位世界級兒童文學作者藝術魅力的展現在于是否有真正理解他的譯者。同一作者的同一作品,有堪稱典范的翻譯,也有平庸的作品。重譯者應能以高度負責的態度全面地了解原作者,知曉其身世,了解其風格,透視其靈魂,并在翻譯過程中與其“對話”,并達成“心靈上的契合”。兒童文學名著的作者,他們往往了解兒童的審美情趣及認知水平,寫作目的也是為了培養兒童,因此要求重譯者也應具有兒童的情懷,在氣質和風格上盡可能地更貼近原作者。而在實際翻譯工作中,許多兒童文學名著的重譯者或喜歡拋頭露面去展現自己的個性,自身發揮的隨意性相當大,或過于追求優美的譯文而忘記原文,結果錯譯漏譯百出,損害了原作者的用意,也貽害了兒童文學名著忠誠的讀者。

(二)愛護讀者

譯者重譯時在傳達異域文化的同時應滿足目的語讀者的接受能力和審美需求。兒童文學名著的讀者群雖有成人,但主要是兒童,其接受水平和審美情趣與成人有所不同,童趣是兒童文學名著重譯時應關注的重點。童趣,是與兒童心理特點相適應的兒童語言行動的情調趣味在文學作品中的藝術反映,通常是兒童文學中情感色調趣味性的總稱(《兒童文學詞典》,1991:22)[3]。在重譯時應從目的讀者的這種特點出發,通過一定的詞匯、語法和修辭等語言手段將兒童生活和心理的各種特點繪聲繪色地描繪出來。而且,由于時代的變遷,兒童的審美需求也有所變化,這就要求重譯者也應與時俱進,滿足新時期兒童讀者的需求。身處在不同時代,受到審美傾向、社會經驗、接受能力等因素的影響,兒童讀者會對原作有不同的審美期待。為適應不同時代兒童讀者的審美需求,可采用不同的翻譯策略。

(三)尊重原譯者

英國學者紐馬克說:翻譯是一項“崇高的求真的職業”(Anderman和Rogers,2003:55)[4]。要使翻譯事業蓬勃向前發展,譯者應樹立崇高的職業道德。重譯者在接受翻譯作品時,首先應考慮原作有沒有譯介價值,其次應看自己能否超越前譯者。路文彬在《貼近大師——我看“名著重譯”》一文中提到:一位研究法國文學的朋友,受“名著重譯”熱的感染,躍躍欲試重譯起《約翰•克利斯朵夫》來,但對照了一下傅雷的譯本后,認為自己沒有超越傅雷;在理解羅曼•羅蘭的精神方面,也尚未達到傅雷的高度,于是沒過多久便中途抽身了。這位朋友的嚴謹和自覺令他感動[5]。因此,重譯者如果認為原作有譯介價值,自己也能勝任此項工作,那就可以接受。而一旦接受了任務,應竭盡全力去完成,決不能粗制濫造甚至抄襲剽竊。重譯者應在動筆前充分研讀理解原作,了解讀者特別是兒童讀者的反映,并綜合各舊譯本,借鑒舊譯中的精髓,再與自己的再創造結合起來,這樣才能揚長避短,既尊重了原譯者的努力,也有益于文化的積累傳播和繼承發展。

“借鑒—超越”重譯觀

重譯者在恪守相應的道德規范,遵守重譯時的三個原則的前提下,應關注重譯的獨創性問題。“篩選積淀重譯論”由辜正坤于2003年提出,指的是在合理利用一切已經產生的譯本的基礎上,去粗取精,并注入新的更好的表達法,最終合成翻譯出最佳度近似于原作的譯作。[6]該概念剛提出之時,引起了較大的爭議。劉全福發表了《在“借”與“竊”之間:文學作品重譯中的倫理僭越現象反思》一文,認為這一理論有鼓勵翻譯剽竊之嫌[7]。而筆者認為,在實際的翻譯實踐中,“篩選積淀重譯”確曾存在并推動了翻譯事業的向前發展。蕭乾談到《尤利西斯》的翻譯時認為,如果原譯者譯筆偶有“神來”之處,歡迎未來譯本采用。他提出,文化本身(包括翻譯)是積累的一個過程,后來者應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但新譯本會在已出現的譯本基礎上產生。如果為了怕前面的譯者扣“抄襲”的帽子,就繞彎子譯,那樣受損失的是讀者[8]。然而,“篩選積淀重譯”與“抄襲”、“剽竊”有本質的區別。在《說文》中,“剽”之本義為明目張膽的搶奪,“竊”是謂“盜自中出曰竊”。在譯界,“剽竊”又稱“抄襲”,就重譯來說,是指竊取別人的譯文稍加修改,然后堂而皇之地冠上自己的名字。而“篩選積淀重譯”是指合理利用舊譯,其重心在于“借鑒”。“借鑒”一詞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定義為:“同別的人或事相對照,以便取長補短或吸取教訓”。對于重譯而言,“借鑒”的手段是合理有效的,承繼舊譯之長,從而最大限度促進翻譯作品質量的穩步提高,這是其理論內涵的合理之處。重譯者在接到任務后,應首先仔細研讀原著,全面了解原作者,對原著的精神實質與表達作全盤的考慮。與此同時,可借鑒讀者反響較大的各個舊譯本,或在糾正舊譯詞句方面,或在表現手法、修辭功能及風格再現方面超越舊譯。兒童文學名著《愛麗絲漫游奇境記》一直以來深受讀者特別是兒童讀者的喜愛,1922年趙元任首次將其翻譯成中文,迄今為止重譯本多達幾十個。下文以四個中譯本為考察對象,試就重譯本在借鑒與超越舊譯兩方面稍作分析與鑒定。

(一)借鑒舊譯

在《愛麗絲漫游奇境記》中,有許多雙關語與語言笑語,原本是很難翻譯的,如果逐字翻譯,可達到精確,卻會失卻原有的韻味。對于這些文字游戲部分,不妨從段落整體去考慮。趙譯中,“貓兒,明月,夢,滿滿兒”都以字母M開頭,達到與原文相仿的功用,也將原文俏皮、詼諧的風格恰如其分地表達出來。舊譯中此處翻譯已經完美,重譯者為避免雷同而完全拋開舊譯,其實并不可取。如陳譯中“耗子夾、月亮、記記、還有多半”沒有一個是M發音的,中文行文不通,也會使兒童讀者產生疑惑。而呂譯中“老多老多”雖然生僻,但其翻譯策略也是從段落整體考慮,與趙譯如出一轍。舊譯中若有精彩之筆,重譯者從已經產生的舊譯基礎上進行篩選,并去粗取精,借鑒舊譯,或許更能貼近原作者的用意,也是尊重了原譯者的勞動,更有利于文化的傳播與積累。

篇（2）

二、多維導入，生動課堂。現在的教學手段和方式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方便，很多教室都安裝了多媒體，能給教室的教學提供更為便捷、多元的教學條件。就語文課來講，有很多文學名著，既有改編成影視作品的、也有朗誦、話劇等多種形式。所以，如果運用多媒體等教學手段，將音樂、畫面和故事情節等有機結合起來，也是一種重要的課堂導入方式。比如，蘇軾的名篇《念奴嬌?赤壁懷古》是作者曾被貶黃州之時，在三國古戰場寫的一首詞。這首詞借著對三國赤壁之戰及其英雄人物的描寫，來表達自己仕途的失意。但是，作者沒有沉淪于悲觀之中，而是表現了自己曠達與灑脫的精神氣質。這首詩境界雄闊，視通萬里，思接古今，把三國赤壁之戰的激烈戰爭情形融于自己的筆端，巧妙而自然地將歷史大事件和歷史英雄人物進行了貼切而精到的描寫，也表達了自己的豪放派詞人的人生觀和歷史觀。而《三國演義》的電視劇在中國很多電視臺輪番播放過，其主題曲《滾滾長江東逝水》在楊洪基那有獨特聲音和情感表達中，也成為大家熟悉的歌曲，且在風格上與蘇軾的詞又極為貼切。所以，就用多媒體播放這首曲子，讓學生看《三國演義》的序幕，老師隨即導入新課：這首激越雄渾的歌曲，讓我們的腦海中又浮現了一個個三國英雄豪杰那個性鮮明的形象，隨著大江東去、歷史遠遁，面對這千古江山和英雄人物，他們的功過是非不斷被后人評述。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就是一次千古江山和歷史英雄人物的心靈對話和交流，是一次關于人生的終極追問，那么他到底在追問什么呢？我們一起來通過《念奴嬌?赤壁懷古》走進蘇軾和他的心靈世界。多媒體的形象畫面、熟悉而雄渾的音樂，教師的激情和演講，激發起學生洞察詞人內心豐富世界的欲望，能夠更好地引起學生的情感共鳴，有利于學生進入詩詞獨特的意境之中，讓學生瞬g有了適合學習這首詩歌的心理狀態。

篇（3）

2精心挑選適合學生的英文名著，正確指導閱讀教學方法

閱讀英文名著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無計劃無目的地去讀收不到良好效果，教師的指導計劃要盡量細化，計劃中應包括閱讀任務、閱讀進度、訓練內容、指導方式等具體內容和措施，不能流于空泛。閱讀英語名著也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需要由淺入深，由易到難。由于成長環境的不同和個體素質的差異，應根據每個學生的實際情況來實施教學，斷不可一概而論，采取相同策略這樣往往適得其反。有時我們大可采取異步施教的方式：基礎扎實的可以先人一步，即在課外可以多讀一讀其他國外名著以增加自己的閱讀量和增長自己的見識，或者可以對課文進行深一步的了解（比如多了解課文作者的寫作背景，寫作方法技巧等）；對于基礎相對薄弱的學生可以從簡到難，呈階梯式漸進（比如先多積累課文里面的單詞、短語，然后學習一些經典句子的語法，再到對課文的基本把握等等）。可見因材施教可以有助于學生認識到自己的能力所在，從而才會使學生對學習英語產生興趣。

1）快速閱讀法：訓練學生靜心閱讀，有一定的閱讀速度并能記準作者、記清主要情節、人物及其關系等，讀后能回答一般的問題。

2）精讀式閱讀法：在閱讀過程中，對關鍵情節靜心細讀。對生字詞能不查字典就不查字典，根據上下文可進行猜測，隨著學生閱讀英文名量的增加，原先陌生的單詞通過不斷重復和再現自然變成了“熟詞”。經過一階段的閱讀指導，學生就能有選擇對文中的美詞、美句、美段加以欣賞，并做一定的評注。

3）瀏覽式閱讀方法：瀏覽式閱讀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在最短的時間內掌握最準確的文中信息。主要方式有博覽、瀏覽、泛讀等，瀏覽目的在于是深刻而又清晰的看到文中主旨，抓住關鍵詞。就閱讀而言，把要閱讀的內容大略地翻翻，泛泛地讀一遍。瀏覽一般采取默讀方式，用目光掃視。通過瀏覽這些內容，對全書的概貌可以有基本的認識，了解讀物的主要內容，特別留意有特點有新意的內容。

4）跳躍式閱讀法：這種閱讀方法一般在做習題時采用，在練習閱讀理解的時候，許多閱讀段的大意往往在一段的首句或尾句，這樣先閱讀每段的句首和句尾掌握其主旨，然后再看后面的問題，先將能做的題做了，再帶著不能答的題通讀全文，進而逐一解決所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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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 要：閱讀名著，是學生吸取中國傳統文化精髓，提升自身修養和人格魅力的重要途徑，也是語文教學的重要內容。結合初中語文文學名著閱讀的現狀，積極探索初中語文名著閱讀的教學方式和有效途徑。

初中學生閱讀能力的強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個人語文素養的高低。初中語文作為基礎語文教育，其最核心的教學任務之一，就是讓學生通過廣泛的閱讀，開拓視野，提高文學欣賞能力，陶冶情操，進而培養學生健康高尚的審美觀和完善的人格。但是從當前初中語文的閱讀教學情況上看，閱讀教學效率較低，學生閱讀名著的能力和意愿也不是很突出。而在大眾文化的沖擊下，新的社會環境和文化語境對傳統語文教育尤其是閱讀教學造成了巨大的沖擊。語文教師應該擔負起教師的光榮使命和職責，要勇敢地面對這一挑戰，并勇敢地承擔起傳承優秀文化、建構學生人格、培養語文素養的人文教育重任。而引導學生進行名著閱讀，是讓學生吸取人類思想精髓和民族文化精華的重要途徑。通過閱讀文學名著，可以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完成語文教育所肩負的歷史使命。下面，筆者對當前初中名著閱讀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相應的對策。

一、存在的困境

文學名著是中華民族文明發展的積淀，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閱讀文學名著是初中生學習語文的必要環節，是學生提高文學素養和人格魅力的重要途徑。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當前初中生的文學名著閱讀還存在一些問題，教師在教學上還存在一些困難。

1.重視程度不足，閱讀量不夠。意識是思想的先導。人們只有在意識的指引下，才能更好地完成工作。但是當前的文學名著閱讀教學存在這樣的狀況，即教師重視程度不足，學生閱讀量不夠。這是當前初中文學名著閱讀教學中存在的普遍問題，嚴重地影響了初中生的名著閱讀水平和閱讀能力，影響到了初中語文教學，特別是閱讀教學的質量，對學生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畢竟，在應試教育背景下，文學名著閱讀并沒有成為考試的重點，課文對文學名著的收錄只是一些章節和片段，無論是量還是度，都是不夠的。而教師的重視程度不足，就使得文學名著閱讀教學變得無足輕重，部分教師甚至都忽略掉了文學名著閱讀的教學，而只是以課本的文本閱讀教學為主。

2.閱讀能力有限，理解模式化。閱讀是為了擴充視野，增長知識，提高個人的素養。初中生的文學名著閱讀也是如此，也是為了提高學生的語文綜合知識和文學素養。但是，前提是學生的閱讀理解必須透徹，必須能夠正確把握文本的內涵，必須能夠吸取其中的文學和文化精神的內涵，否則閱讀就不會起到任何效果。同時，在閱讀理解的問題上，初中生也必須具有個性化的理解，必須要經過個人經驗的建構，這樣才能夠將人類的文明、民族的傳統文化精神轉化為自身的知識。但是，當前的初中生在閱讀文學名著時，其理解能力和理解方式都是模式化的，都是機械地、被動地接受教師或者他人的觀點，這必然會對學生的閱讀能力和理解能力產生消極影響。 轉貼于

二、解決的對策

針對這些問題，初中語文教師在進行文學名著閱讀教學時，應該有計劃、有目的地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筆者從自身教學經驗出發，提出以下對策：

1.教師轉變角色，將名著閱讀教學常態化。我們知道，初中生的學習任務是比較繁重的，特別是在應試教育的壓力下，學生很難有專門的時間來閱讀文學名著，教師也不可能將有限的課堂教學時間用于文學名著的閱讀教學。畢竟，中國幾千年的文化積累，有大量的文學名著，在初中教育階段，教師不可能進行大量的文學名著閱讀教學。但是，如前所述，文學名著閱讀是必須進行的。因此，教師要轉變角色，即不應該以文學講述者的身份出現，而是以閱讀導師的身份出現，從對文學名著的解讀，轉變到對文學名著的介紹，讓學生在教師的介紹之下，對文學名著產生興趣，然后讓學生在課后自己進行閱讀。而這樣的方式應該是要常態化的，不是一兩次課后作業能完成的。如教師在引導學生閱讀《三國演義》的時候，可以通過每周一個問題設置的形式，如：關羽為什么在華容道放走曹操、火燒赤壁對三國局勢的影響是什么，等等。同時，將文學名著的閱讀和作文寫作聯系起來，可以讓學生寫讀后感、讀書筆記等，以此加強學生日常對文學名著的閱讀量。

2.發展學生獨立閱讀的能力，倡導個性化閱讀。閱讀教學，不是為了向學生解讀文本，不是為了向學生講述文學名著的內容，更不是講述文學名著那些經典的故事情節。文學名著閱讀教學的一個根本要求，就是通過教學提高學生的閱讀能力和理解能力。而我們的教育向來提倡因材施教，學生的個性發展是我們教師教學要關注的。特別是在素質教育的背景下，學生獨立學習的能力和個性理解的能力，也就成了文學名著閱讀教學的一個重點。因此，教師應該發展學生的獨立閱讀和理解能力，避免閱讀方式和理解方式的機械化和模式化。如在引導學生閱讀《水滸傳》的過程中，教師一定要站在客觀的角度上引導學生，讓學生理解小說中的“英雄好漢”是否真的符合中國傳統意義上的英雄觀，是否符合“正義”的化身的標準。學生在認可梁山好漢的造反精神的同時，也要反思他們也有濫殺無辜，甚至吃人肉這樣野蠻的行徑。這些理解都需要學生個人的把握，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都是“盛贊英雄”，這不利于學生客觀地看待小說人物和社會背景。

三、結束語

文學的力量是強大的。閱讀文學名著，是學生不斷吸取文化和文學精髓的主要途徑，是激發學生積極向上、勇往直前面對人生的原動力，是培養學生高尚人格的源泉。初中語文教師在組織學生進行文學名著的閱讀時，一定要注意處理好學生閱讀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積極調整教學策略，保證教學的有效性。

參考文獻：

篇（5）

以“弘揚河姆渡文化、彰顯新余姚魅力”為主題的首屆國際河姆渡文化節,5月26至31日在姚江之濱隆重舉行。在此之前獲悉主辦方將安排“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和著名文化學者余秋雨一起縱論河姆渡文化。我與秋雨馬蘭夫婦一起去其鄉下老家的途中談及“文化學者與水稻之父河姆渡論道”這個題目時,秋公則認為:“袁隆平先生來我們的家鄉河姆渡論道還是論稻,是真正意義上的新聞事件,袁隆平到河姆渡來才是真正的大事。因為河姆渡是人類稻作栽培的一個重要起點,在這個層面上我只是配角而已!”

首屆國際河姆渡文化節讓余秋雨深深感動,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好幾位代表以及不少國內外農業專家都參加了,最感動的是,我國當代最杰出的農業科學家、“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也參加了,因為我從河姆渡和袁隆平之間,看到了一個環繞著稻作栽培的“生態鏈接圈”。七千年長江流域的農耕文明,在這里首尾相銜。正是在這種首尾相銜的大圓圈中間,站立著一個安詳的中國。

26日下午2點半,我與秋雨教授同車趕到河姆渡酒店,他將與袁隆平院士一起參加以“名家縱論河姆渡文化”為主題的國際河姆渡文化節記者招待會。在與100多家媒體的記者見面前,余秋雨教授拜會了年屆八十的袁隆平院士。他們是第一次見面,他們的交談非常愉快。袁隆平先生很熟悉余秋雨教授以前在電視中的文化講述,余秋雨認為他們可以談得很深,他發現自然科學家對于人文科學的基本看法,在很多方面超過人文科學領域的專業人員。

在主辦者介紹了兩位重量級嘉賓以后,余秋雨首先聲明,“今天的主角應該是我們的當代神農氏袁隆平院士,我這次從香港臨時趕回老家就是為了來陪同我們的水稻之父,我只是作為余姚人來為袁先生引路的。”對于袁隆平的到來感到非常的榮幸。他認為余姚作為一個古典的稻作化基地迎來了“中國當代、世界當代稻作文化的大功臣”,并且愿意為袁隆平做一個“敲鑼打鼓開道的人”

“如果炎帝在世,一定會給袁隆平頒獎”

余秋雨說:“我們都說自己是炎黃子孫,炎帝其實是個農耕專家。今天我們不妨猜想一下,如果炎帝要給中國幾千年農耕文明中做出貢獻的人頒獎,會有哪幾個人呢?”余秋雨認為,符合炎帝心愿的可能有四個人:“第一個接受炎帝頒獎的應該是黃帝,黃帝發明了農具,促進了農業的發展;第二個則是李冰,他建設了都江堰這個偉大的水利工程,造福一方百姓;第三個應該被頒獎的是明朝的徐光啟,他寫出的農學巨著《農政全書》,他的農政思想和農業技術堪稱精華;第四個就是‘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的雜交稻和超級稻解決了咱們中國13億人吃飯的問題。”“炎帝被認為是古文明的象征,農耕文明的始祖,他應該有資格給歷史上最有作為農業專家頒獎。袁先生接受炎帝的獎當之無愧,他和歷史上三個農業偉人相比毫不遜色。”

余秋雨話音剛落,臺下掌聲一片。袁隆平起身作揖,連聲說:“過獎,過獎!”余秋雨親切地稱呼袁隆平是“地頭當代神農”時,袁隆平聽后笑得前仰后合。“袁隆平讓世界看到了中國農業文明對人類的偉大貢獻,讓人們免受饑餓的困擾,他的成就無可爭議,他們四個人放在一起,我認為一點也不為過。”余秋雨補充說:“余姚先賢王陽明有‘知行合一’的理論,而袁隆平正是這種‘知行合一’的實踐者。”

這次“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和著名文化學者余秋雨圍繞河姆渡稻作文明,從科學、文化、歷史等角度展開的一次穿越7000年的精彩對話,是首屆國際河姆渡文化節的亮點之一。

河姆渡的稻作文明在中華文明中起到奠基作用

1946年出生于余姚的余秋雨教授非常自豪地說,一個古跡的發現,以最快速度進入我們中學教科書,就是河姆渡。過去要進入中學教科書或者是常識學的教科書里面,往往要經歷很長的時間,只有河姆渡,發現以后沒幾年就進入了中國所有的最低年級教科書,也進入了全世界最低年級的教科書。這就是河姆渡在中華文明成熟之前,起到了稻作文明的奠基作用。

在人類文明史上,跨入文明的門檻到底在哪里?余秋雨說,世界一般公認的標準為文字、城邑、青銅器。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在史前就做好了準備,河姆渡的稻作哺育,在中國從史前文明進入城市文明準備過程當中,起到了極大的奠基作用。就是袁隆平先生所說的,從神農氏、炎帝、黃帝連在一起的一次宏大的奠基活動當中,有河姆渡的名字。余秋雨很贊成北京大學的一位嚴教授,他講我們跨進文明門檻的時候要充分重視稻作文明,在普及這種文明的時候的重要作用。按照嚴教授的說法,兩河文明提供了小麥文明,黃河文明提供了小米文明,長江文明提供了稻米文明。所以在跨越之前的一個及其重要的奠基,就是生態奠基,是河姆渡。為中華民族跨入文明史起到了宏大的奠基作用。

河姆渡文化的歷史地位如何?余秋雨認為,河姆渡文化改變了人類的史觀。過去國外有歐洲中心論,中國有黃河中心論,隨著考古的不斷發展,河姆渡等遺址的發現,這些論斷慢慢地被了。河姆渡遺址告訴了世人,古老的文明在東方,中國長江流域也是人類文明的搖籃。

隨后發掘的田螺山遺址,也是這個新的歷史觀的延續,而這正是河姆渡文化的另一個歷史意義,就是把在中國傳統史學觀念中的宮廷中心論,逐漸地轉化成生態中心論。老百姓的生活、吃飯穿衣,這些民生的東西是歷史學家最需要注意的事。隨著歷史觀的變化,河姆渡文化就越來越顯示出它的重要性。余秋雨指出,人類正在面對一種新的史觀――民生史觀。民生史觀關注普通人如何生活,如何建立各種文明,而河姆渡文化則帶來一個重大的啟發。余秋雨說,河姆渡文化發現于1973年,當時還沒有結束,這正是我們的祖先在提醒我們什么是最重要的。余秋雨提醒媒體記者,到今天,考古學家認為河姆渡文化建立了一種新的歷史觀念,這需要傳媒界和文化界引起重視,對稻谷進行挖掘的重要性遠遠高于對一件黃帝衣服的發現。

河姆渡的“生態文化”至關重要

余秋雨在談到河姆渡文化時,強調了“生態文化”的重要性,他說,生態是最大的文化。余姚為什么會出現河姆渡文化,與生態環境有很大關系,這里的生態為人類提供各種生存的條件,并造就了這塊平原一直能欣欣向榮。也許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就吃著我們今天喜歡吃的霉干菜蒸肉,還有余姚的楊梅,楊梅節做的就是生態旅游。通過生態文化,再聯系到余姚有一個知行合一的哲學家王陽明,這樣組合起來的旅游品牌,就很有吸引力。因此,在做旅游產品時,首先要把生態文化放在前面,其次跟上歷史文化,而不是過度強調文本文化、歷史文化在旅游中的重要性。

余姚除了河姆渡,還有一個寶貝,那就是楊梅,品嘗楊梅最好的時間也不過在一周左右。同樣,在日本,櫻花的最佳觀賞期也在一周左右,而全世界的很多游客,就是為了趕上櫻花盛開的時候來到日本賞花,而提前半年預訂機票和旅店。余姚的楊梅是否能受到這樣的恩寵呢?余姚的楊梅節可以不可以像日本的櫻花節一樣紅火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如同楊梅一樣,河姆渡文化也要大家運籌帷幄、善于吆喝。中國有句俗話“酒香不怕巷子深”,而今的形勢下,再好的東西,不會吆喝,沒有系統的品牌化經營運作,未必能夠婦孺皆知,享譽全球。事實上,很多文化現象的發掘和保護都需要時間,三星堆遺址、赤峰的紅山文化都是很好的例子。“寧波要將河姆渡文化作為極其重要的一個項目進行保護,”余秋雨說,“河姆渡文化關系著整個民族的生存狀態。”

河姆渡人來自何處,又遷移到何處,也是媒體關心的話題。余秋雨認為,各種可能都有。河姆渡文化是中國東南沿海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文化,河姆渡先民在這里生活了2000年,奇怪的是這里沒有發現他們延續下來的證據。他們為什么會突然消失了呢?好多考古專家認為,河姆渡人從浙西山區遷移而來,問題是浙江西部的人又從哪里來,所以,我們等待著考古發現。但河姆渡人后來去了哪里,有一點可以肯定,余姚這個地方很可能被海水淹沒,那就是稻作文明受到挑戰,河姆渡人只能遷往內地。

余秋雨猜想:“可能是遇到了自然災害。沿海的陸地被海水淹沒后,咸水使水稻無法存活,這對文明是毀滅性的。研究發現,河姆渡遺址地層的堆積表明,河姆渡文化時期至少發生過兩次持久的特大洪水。第一次發生在距今6000年前后,第二次發生在距今5000年前后。第二次洪水不僅淹沒了河姆渡人的家園,而且還在遺址和南部的四明山之間沖刷出一條100余米寬的河道,使原來向北流的姚江改成向東流了。河姆渡的先民賴以為生的水稻連遭淹沒,甚至顆粒無收。他們不得不開始大規模的遷徙。河姆渡文明就這樣被永遠地埋在了深深的地層之下。

“還有一些浪漫的考古學家說河姆渡人遠航去了,我看這也有可能。如果在太平洋某個島嶼上,對島嶼上的人進行DNA測試后,找到了河姆渡人的基因,我們也不要感到很奇怪。”余秋雨說,余姚有7000多年的河姆渡文化,又有王陽明、黃宗羲等眾多古圣先賢,經濟發展超過了文化軟實力。如何打好文化與旅游牌?余秋雨認為,對文化的理解不能太片面,古跡文化和古圣先賢是一種很好的資源,但生態文化也不容忽視。余秋雨舉例說,有一年他去地中海沿岸看了看,發現這里沒有什么文化古跡,只有海水、沙灘、帆船,但游人如織,絡繹不絕。“把過去紙面上的歷史文化當作文化太片面了,生態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袁隆平姚江談夢:稻穗下可乘涼 谷粒如花生米

“我有一個夢想:我種的雜交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掃把那么長,顆粒像花生米那么大,幾個朋友就在稻穗下乘涼。”年屆八旬童心未泯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來到以稻作文化聞名于世的浙東名邑余姚,顯得有點激動。在首屆國際河姆渡文化節――名家縱論河姆渡文化論壇上,他信心滿懷地說,“超級稻不僅可以讓全國人民吃飽,而且還能讓全國人民吃好。”

我和袁隆平先生都下榻在龍泉山下姚江南岸的太平洋大酒店,他的行程特別緊,一大早我趁他參加會議之前在他的1706房間做了訪談,并為袁先生拍攝了一組肖像。平時在田間地頭“不修邊幅”的水稻之父今天特地作了打扮,拍肖像的時候腰桿筆挺,精神抖擻,根本不像八旬老人。

袁隆平院士告訴記者,上午他在河姆渡稻作文明與世界糧食安全國際論壇演講后,要馬上飛往長沙接見一位專程來拜會他的非洲總統,商量在那里的水稻雜交問題。在講到河姆渡文化時,他認為河姆渡的先民是農業科技的先驅,他們的發現和嘗試開拓了人類的稻作文明史,也證明了余姚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是世界人工栽培水稻的發源地。我們選擇余姚來討論水稻科技的發展和世界糧食安全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他表示,目前全世界還有15%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他希望通過這次論壇能對實現聯合國千年目標找到有效的途徑,并祝愿中國農業科技工作者能為此作出更大貢獻。

在頭一天的專家縱論河姆渡文化的活動上,袁先生對于中國糧食安全、稻作栽培的考古發現、糧食轉基因問題等方面的現場解答,都顯出一種宏觀而又真誠的科學態度。袁先生說:“前幾天,我用超級稻接待了一位香港企業家,沒想到平時米飯吃得很少的他,竟然連吃了兩大碗,而且吃完后還要求打包。”袁隆平用這個例子,風趣地闡述他的“高產和優質是可以統一”的理論。

目前,袁隆平領導下的中國超級雜交稻畝產可達800公斤,他正在為到2010年中國超級雜交稻實現畝產900公斤的第三期目標奮斗。袁隆平對實現這一目標很有信心:“我們的超級稻計劃比日本晚了16年,比國際水稻所晚了7年,但現在,我們跑到了世界的最前沿。”袁隆平說,第一期和第二期超級雜交稻都是采用常規手段,第三期則運用了分子技術。這好比跳高比賽,越往高處越難,必須在技術路徑上有新的突破。

“我現在年紀大了,但我身體好,一點也不服老。如果身體允許,80歲以后我還會繼續干下去。我的信念是通過科技進步,中國完全能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中國還能幫助世界人民解決吃飯問題。”

“河姆渡稻谷有雜交水稻特性”

河姆渡遺址兩次考古發掘的大多數探坑中都發現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殼、稻葉、莖桿和木屑、葦編交互混雜的堆積層。甚至連稻谷殼上的隆脈、稃毛都清晰可見。經碳十四測定,河姆渡遺址第四文化層的年代為公元前4780年,距今7000年左右。此外,伴隨稻谷一起出土的還有大量農具,說明河姆渡原始稻作農業已進入“耜耕階段”。

農業起源表明人類社會從單一的攫取式經濟開始向生產式經濟發展,這一轉變拓展了食物來源,為人類發展奠定物質基礎,所以在人類發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河姆渡原始稻作農業的發現糾正了中國栽培水稻的粳稻從印度傳入、秈稻從日本傳入的傳統說法,在學術界樹立了中國栽培水稻是從本土起源的觀點。

有記者把河姆渡的稻谷與袁隆平的雜交水稻聯系在一起,向袁隆平提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大膽假設當年出土的稻谷還能存活,您認為河姆渡遺址出土的稻谷是否具備您當年發現的‘野稗’的某種特性,或者說是否有雜交的可能性?”

“我也聽說河姆渡遺址的稻谷挖掘出來時還是黃色的,如果它們還有生命力的話,把它們的基因提取出來,完全可以為稻研究服務。”袁隆平笑了笑說,河姆渡遺址出土了大批骨耜等典型農具,顯示出已有一定的農耕水平,說明種植水稻的歷史還應往前推移。水稻是從普通野生稻馴化而成的,而野生稻只生長在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目前考古發現的早期稻谷遺存大多數也是在這一地區。僅新石器時代的稻谷遺存,目前已發現130多處,其中屬于長江流域的有110多處,可見稻作的起源地應是飯稻羹魚的楚越之地。從理論上來說,河姆渡稻谷同樣具備雜交水稻的特性。

河姆渡人的大突破:把野生稻培養成栽培稻

目前,在我國、印度等地,考古學家都發現了幾千年前的水稻。1973年,在河姆渡發現了7000年前的水稻,這在當時是第一次發現;緊接著是在印度,印度人發現了6000多年前的水稻。現在又有新發現,把水稻種植往前推移了,在湖南澧縣發現了8000多年前的水稻,而最近在湖南道縣發現的水稻,說是有12000年,水稻種植的起源還真沒辦法確定。在河姆渡發現的稻谷層有一米多厚,說明7000年前人類種植水稻就有規模了,至于什么時候開始種植的,我們無從考證。但至少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經大規模種植水稻了。河姆渡人的大突破就是把野生稻培養成栽培稻,這是無爭的事實。

河姆渡人的稻作文化是否是稻業種植起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河姆渡的稻作文化證明了長江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發源地之一。我們的祖先在這里把野生稻培養成栽培稻,從新石器時代走進農耕時代,這是中華民族的一大進步。這不僅是河姆渡人的驕傲,更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惠農補貼政策還要改進,

應該以產量而不是田畝數來實施補貼”

關于“超級雜交水稻,在提高產量的同時,對老百姓的口味、營養,有沒有什么大的改進和提高,對我們國家現在的糧食安全問題有沒有什么新的看法和見解”問題時做出如上表述。

袁隆平說,過去有這么一個比較流行的觀點:高產就是優質,優質就是高產。這種看法是比較片面的。高產與優質,是矛盾,但不是對立的矛盾。我們通過培育、通過研究,可以把它統一起來。在七八十年代的時候主要是解決溫飽問題,我們把產量放在第一位。現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滿足于吃飽,還要吃好,所以我們也做了調整,要高產也要優質。但有一個原則,必須是在高產條件下的優質。當然,在高產條件下的優質,難度是很大的。

袁隆平舉了一個香港吳先生的例子,他接待過的來自國內外的研究者不少,每次他都會請他們吃吃培育出來的稻谷。有四位來自香港的比較注重身材保養,平時就餐不吃米飯的女士,一餐飯平均每人就吃了四碗。而一位姓吳的男士,則強烈要求打包米飯。說完大家都樂了,從而也明白了畝產量大的稻谷也同樣好吃、高產和優質并不矛盾的道理。

袁隆平指出,糧食安全問題是人人關心的大問題,總的來講,第一要保證18億畝的紅線,這是很重要的一條。如果突破了這個紅線,糧食安全就有問題。第二,要給農民更多的種糧優惠政策。現在國家已經給了一些惠農政策,力度還不夠,在這方面補貼的方式還要改進。以田畝來補貼種糧的農民,這樣來做就有一定的問題,你種好種壞,反正是按田畝數來補貼,種糧的積極性就不高。

袁隆平認為應該以產量來補貼農民。他說,政府以比較高的價格收購農民的糧食,然后以平價在市場上銷售,這樣就不會因為糧價引起物價上揚。政府用1000個億來鼓勵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如果以產量來補貼農民,農民的積極性就會提高,也將有利于種糧的發展。產量高,收入也高。他的積極性高了,這樣也會有利于種糧的發展。所以"我認為補貼的方式要改進"。

“爭取90歲時實現畝產1000公斤”

篇（6）

〔中圖分類號〕IO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07）02-0124-04

梁漱溟的“新儒學”思想既不同于熊十力及其門人所堅持的“返本開新”的努力方向，亦有別于馬一浮以儒家六藝之學統攝天下諸學的致思理路，而試圖以西方現代生理學、心理學研究成果為根據，將傳統儒學所建立的精神世界納入一種具有普世性的人類精神發展圖式之中。而這一人類精神發展圖式的建立，則是以其對身心關系的獨特理解為理論基石的。在梁漱溟所設想的人類精神發展圖式中，儒家以理性為主要特征的精神境界居于最高位置。而“文學藝術之屬”則是實現這種理想境界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在梁漱溟看來，文學藝術活動可以使人進入一種“能人化境，這是人的生命頂活潑的時候。化是什么？化就是生命與宇宙的合一，不分家，沒彼此，這是人生最理想的境界。”[1] （P120） 由此可見，“文學藝術之屬”在梁氏文化哲學中的重要位置，惜乎為其社會文化方面的巨大學術成就所掩，學術界迄今對梁氏文藝思想的研究還比較少見，也不夠深入。近年來關于梁氏學術思想的各種評述，關注的熱點大都集中在他對中西文化哲學的論述方面，而較少涉及其文藝思想。僅有的幾篇提到梁氏文藝觀點的學術論文也只是在談及梁氏文化哲學或者道德哲學的時候順便涉及其藝術哲學，而且大多也只是羅列一下他關于文學藝術問題的各種觀點而已，既缺少對其文藝思想之內在邏輯的分析，也未能闡明其文藝思想與文化哲學思想間的內在聯系。鑒于此，本文擬通過對相關材料的梳理、分析，揭示梁氏文藝學思想的基本構成和理論脈絡，借以把握梁氏文藝思想對我國當代文藝理論研究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身心關系：梁漱溟文藝思想的哲學基礎

在梁漱溟看來，“人的個體生命即人身，通過某種感覺器官與環境相接乃發生感覺、感情，一切文學藝術都建立在這上面”。[2] （P232） 而所謂“感覺、感情”者，則是“從身達心，往復心身之間”的，[2] （P231） 因而文學藝術之屬也就可以被看作是往復于人類的身與心之間的一種特殊的精神活動方式。這是梁漱溟關于文學藝術問題最為根本的看法，也是其一切文藝觀點的理論基石。

在梁漱溟的文化哲學思想中，身和心是一對極為重要的概念，對身與心之間關系的闡釋也是梁氏整個文化哲學最為基礎，最為核心的理論之一。在梁漱溟看來，所謂身，即“生命活動所資借的物質條件”；而心則是“生命活動的表現”。[2] （P106） 他征引現代生理學和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指出生命活動賴以發生的生理基礎是動物神經系統的發展，由于人類神經系統的發展遠遠超過其他任何一種動物，因而擁有著地球上最高的智慧。人類因為有了特見發達的頭腦，有了高級神經與低級神經之間的分工，“人類生活既進入理智之一境，知行之間往往很有間隔”，[2] （P105） 于是身與心之間也出現了必然的分野。

身和心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呢？梁漱溟說：“人身――人腦只是給人心(生命)開豁出路道來，容得它更方便地發揮透露其生命本性耳”。[2]（P130） 即是說，就人類而言，身是為心服務的，心是身的統帥。身、心雖性質互異，卻并非彼此懸隔，而是一體相通的，“譬如電解池內兩端有陰極陽極之分別，卻往復相通而不隔”。[2] （P111） 因而，在梁漱溟看來，身和心之間是彼此相反而又相通，共存于生命有機整體之中的。這也就為感情“從身達心，往復心身之間”之說奠定了理論基礎。

然則感情又是如何在身心之間往復的呢?這里需要提到梁氏文化哲學的另一重要概念――理性。梁氏是在與理智相對的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的。“從生活方法上看，人類的特征無疑是在理智”，[3]（P126） 但“理智必造乎無所為的冷靜地步，而后得盡其用；就從這里不期而開出了無所私的感情(Impersonal feeling)――這便是理性”。[3]（P127） 這種理性，梁漱溟也稱之為“情理”，以表示其偏于主觀的特性。 這種“無所私的感情”與一般意義上的人類感情也是不同的。梁漱溟認為，一般所說的感情可歸諸“沖動”一類，與他所謂感情含義有別：“沖動(impulse)無疑地是身內機械運動的發作，感情(feeling)則不盡然。一般粗重的感情當然聯結到沖動，同為身之事；進于高尚深微的感情，離身愈來愈遠，其境界便很難說了”。[2] （P111）

由此可見，在梁氏哲學中，感情與沖動都存在于身心之間，而有高低之別。沖動離身――本能較近；感情則離心――理智較近，其至為“高尚深微”者，即梁氏所謂“無所私的感情”，也就是理性。就二者之間的關系而言，感情之粗重者，還難免與沖動相關，其“高尚深微”者，則與沖動關系極為渺茫了。但也還不能說是毫無關系，因為身與心之間原本就是相通的，因而所謂感情，也就不能絕對與身――本能無涉。在梁漱溟看來，這種“從身達心，往復心身之間的”的感情，適足以成為文學藝術所要表現的內容。

身和心也是傳統儒學談論較多的一對哲學概念。但梁氏從現代生理學、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出發對這一對傳統哲學概念所做出的全新闡釋，無疑使其具有了現代科學的某些特征，從而也給他的文藝思想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哲學基礎。

二、梁漱溟論文學藝術的本質特征問題

梁漱溟認為，文學藝術之屬“大抵可以美或不美為其概括地評價”，[2]（P231） 文學藝術顯然應當屬于美的范疇；然而，他又認為“文學藝術總屬人世間事，似乎其所貴亦有真之一義”，[2]（P231）于是文學藝術之屬又具有著真的含義。美耶真耶，文學藝術現象的本質特征究竟如何？依梁漱溟之見，就文學藝術而言，“真切動人感情斯謂之美”。[2] （P231） 可見，文學藝術之屬要成為美的，除了要表現人類多層次的豐富感情外，還要求這種感情必須能夠真切動人。如是，則既是真的，亦是美的。因其是真的，才成為美的。這里所說的真，“與科學上哲學上所求之真固不同也”，[2] （P231）而具有自己獨特的內涵。

為了說明真的不同含義，梁漱溟曾借用佛家《瑜伽師地論》中的“四真實”之說詳加闡述。所謂“四真實”者，一是“世間極成真實”，“此即肯定現在通稱的感性知識是有其一面真實性的”；二是“道理極成真實”，“此即肯定現在通稱的理性知識有其真實性”；三是“煩惱障凈智所行真實”，所謂煩惱障指緣自“我執”(或曰“人我執”)的煩惱使人煩擾昏亂，真理無從顯現，凈除此障，即成“凈智”，真理方得以顯現；四是“所知障凈智所行真實”，所謂所知障，指緣自“法執”(或曰“法我執”)的障蔽使人迷惑于假象，真理無從顯現，凈除此障，即能進入佛家所謂“真如”之境(梁氏認為此即宇宙本體)。[2] （P206-209） 比較而言，前二者屬于人世間的真實，后兩者屬于出世間的真實。

顯然，這是兩種不同的真實。梁漱溟的新儒學觀點是深受佛學影響的，在他的文化理想中，始終為佛教天國在人世間的實現留有一席之地。因而，在人世間的真實與出世間的真實之間，他明顯傾向后者。梁氏認為，從根本上講，“世間一切相幻妄非真也”；[2] （P231） 但“平情論事，世間的真實性又何妨予以承認，卻是出世間就更真實耳”。[2]（P206） 在梁漱溟看來，科學研究所求的是他所謂人世間的真實，“治科學者意在求真，其真不出吾前文所云四真實品之前二者”；[2] （P231） 而哲學所求的則是出世間的真實，“然真莫真于破除所知障，是則非世人想象所及矣”。[2] （P231）

然則文學藝術之真實，與科學或哲學所求之真實又有不同。梁漱溟認為，文學藝術之屬，莫非作家與其觀眾之間藉作品若有一種精神上的交通”。[2] （P232） 從創作者方面來講，“創作家出其生命中所蘊蓄者以刺激感染乎眾人”；從欣賞者方面來說，則是“眾人不期而為其所動也”。在這種狀態下，“彼此若有默契，若成神交”。[2] （P232） 可見，文學藝術活動不是科學研究那樣基于主體對客體的分析，因而不是感性認識或者理性認識之真實與否的問題，也不是哲學探討那樣基于主體自身的體悟和探究，因而不是破除什么“執”或“障”的問題，而是基于創作主體與欣賞主體之間，經由作品而產生的一種精神交流活動的真實發生。文學藝術之屬的真實，指的就是在這種精神交流活動中感情的“真切動人”。這種“真切動人”，不一定是上述四真實之任何一種，但卻可能在每一種情況中存在：既可以是人世間真情實感的催人淚下，亦可以是出世間神秘情感的令人神往。在梁氏看來，“人的感情大有淺深、厚薄、高低、雅俗之不等”，[2] （P232） 因而體現在文學藝術之屬中的精神交流活動之真實狀況，也就有了不同的層次。層次低者，只可“悅耳悅目”；層次高者，則可“怡神解憂”；感情至為“高尚深微”者，則可以上通“宇宙本體”。

于是，在梁漱溟的文藝觀念中，作為文學藝術之屬之本質特征的，自然是美；然而此所謂美，又必須是真的，只有首先是真的，才有可能成為美的。因為“美者非止悅耳悅目，怡神解憂而已”。[2] （P231-232） 尚須由人心之廣大深遠以通乎宇宙本體，[2]（P236） 亦即人類之生命本體，如此才能成其為無私的至美。顯然，梁漱溟對文學藝術之屬之本質特征的理解，也是奠基于他對身心關系的獨特理解之上的。

三、梁漱溟論文學藝術的分類問題

梁漱溟所說的文學藝術之屬，所涉極廣。“說文學，涵括詩歌、詞曲、小說、戲劇、電影等等。說藝術，涵括音樂、繪畫、舞蹈、雕塑、建筑等等”。[2] （P231） 面對繁多的文學藝術門類，梁氏試圖從不同的方面對之加以分類說明，借以把握它們不同的藝術特征。

首先，梁漱溟依據文學藝術作品之藝術形式作用于審美主體之感覺器官的不同方式，將所有文學藝術分為三類。第一，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覺器官的，即“從第一信號系統以與人類生命發生交涉”者，如音樂、繪畫之類。第二，間接作用于人的感覺器官的，即“形之于文字符號或口語者”，屬于從第二信號系統以與人類生命發生交涉者，如小說、詩文、書籍及彈詞、說書之類。第三，多種方式綜合作用于人的感覺器官的，即一般所謂“綜合藝術”，如中國的京劇。[2] （P232） 這樣的分類方法看起來似乎借鑒了俄國生理學家巴甫洛夫第一信號系統與第二信號系統之說，而實質上依然是基于梁漱溟自己對于身心關系的獨特理解之上的。梁氏所謂身心之間的分野，實際上講的就是本能與理智的差異。梁漱溟概括巴氏學說為：“其所謂無條件反射者概屬本能；其所謂條件反射則不離本能而向于理智發展之見端。凡此皆其所謂第一信號系統，為人類與高等動物所同具。其所謂第二信號系統，亦即信號之信號者，則理智之能事，而為人類所獨擅矣”。[2] （P42） 在梁漱溟看來，第一信號系統多半基于本能，第二信號系統則全部建立在人有理智這一事實之上。因而，第一信號系統與第二信號系統發生作用的范圍，就在本能和理智，亦即身和心之間。而文學藝術之屬的存在方式，不是第一信號系統便是第二信號系統，當然也是存在于身和心之間的。

其次，基于文學藝術作品反映對象的差異，梁漱溟又將文學藝術作品分為“聯屬于身者”與“聯屬于心者”兩類。“聯屬于身者”，即表現人的本能的藝術作品。依人類本能的不同，這一類作品大致又可以分為這樣幾種。其一，表現人的性本能的。在梁氏看來，“文學藝術任何一方面自古至今的創作，如其不全是圍繞在此，至少亦必涉及乎此”。其二，表現人的斗爭本能的。這主要包括武俠小說、驚險影片、球類競技以及取材于雄師猛虎的繪畫、舞蹈之類。另外還有一些是表現人類其它本能的，如：探究之本能、游戲之本能、自由冀求之本能”等等，“亦皆為文學藝術各方面創作中所常利用”者。[2] （P234） 在關于人的本能問題上，梁漱溟顯然是深受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影響的，認為“所謂生活問題者，從一切生物所有生活看去，要不外個體生存、種族蕃衍兩大問題而已。圍繞此兩大問題預為配備所需用之種種方法手段，隨動物生命以俱來者，即所謂本能也”。[2]（P47） 因而他在人的諸種本能之中最為強調性與斗爭兩項。而所謂“聯屬于心者”，指的是那些“意境甚高的文藝作品”，此類作品能夠“感召高尚深微的心情，徹達乎人類生命深處，提高了人們的精神品德”。在梁漱溟看來，這一類作品無疑屬于可以感發人的“無所私的感情”者，是至真的，也是至美的。在這一類作品中，梁氏特別提到了“陶淵明的詩，倪云林的畫，恬淡悠閑，超曠出塵；又如云岡石窟、龍門造像，靜穆柔和，耐人尋味；或如歐洲中世建筑仿古羅馬式哥特式大教堂，外高聳而內閎深，氣象莊嚴，使人氣斂神肅，起恭起敬，引向神秘出世之思”。[2]（P235-236）凡此種種，均可算作“聯屬于心者”的藝術作品。

綜上，我們看到，在梁漱溟的文藝觀念中，無論是從文學藝術的表現形式方面著眼進行的分類，還是從其內容方面著眼的分類，實質上都是基于他對身與心之間關系的理解這一根本文化哲學觀念展開的。

四、梁漱溟論文學藝術的社會功用問題

在梁漱溟看來，文學藝術之屬并非只是一種娛樂方式。作為人類生命本性自然而真切的外露，文學藝術具有引導人生擺脫庸俗，走向典雅、高尚；引領人類社會平息各種爭端，走向和平、安樂的意義。當然，這些在眼下還不能實現，但梁漱溟深信，不遠將來，在他所謂中國文化在全世界得到復興的時候，文學藝術之屬所具有的上述種種人生的、社會的意義將會得到完美的體現。幾乎在他所有涉及文學藝術問題的論述中都講到這些內容，梁氏稱之為“未來社會人生的藝術化”問題。我們不妨按照梁氏的邏輯將這一問題分為人生和社會兩個方面來探析。

梁漱溟認為，心作為人類特有的精神活動方式，主要體現為理智，但理智卻并不必然會引導人們進入理性的精神境界。在很多情況下，理智的運用適足以使人“在人情世故利害得失上易有許多計較”，于是“他的情緒常是被壓抑而不能發揚出來，他的生命常是不活潑，而陰冷、澀滯。”[1] （P120） 而文學藝術之屬的作用恰恰就在于它能夠“使人解脫于分別計較，從支離破雜的心理得到很渾然整個的生命，發揚出真的有力的生命，把一切俗俚瑣碎的事都忘了。”[1] （P137） 通過文學藝術之屬的熏陶，原本被本能桎梏的理智終于得以脫離其障蔽，從而獲得一種合乎理性的精神生活。

從社會方面看，梁漱溟認為，在一個有宗教生活的社會里，人們可以借助形成自己的精神世界；而在一個缺乏或者宗教勢力逐漸失去其原有影響力的社會里，則需要以道德力量構建人們的精神世界。而道德，在梁氏看來，就是“一種人生的藝術”。這有兩方面含義：其一是說道德本身所達到的效果，其情形恰好就像是一種藝術形式，“道德是什么?即是生命的和諧，也就是人生的藝術。”[1] （P87） 其二，道德本身要起到更明顯、更妥帖的作用，也需要借助某些藝術手段。比如中國古代常將禮樂并舉，就是出于這種緣故。禮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4] （P7） 是具有某些宗教意味的儀式。中國古代沒有明顯的宗教形式，禮主要還是一種維護道德規范的手段。而樂者，為“五聲八音總名象”，[4] （P124） 顯然主要是指各種以聲音作為表現手段的藝術形式。兩者并舉，說明了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將禮和樂看作維持社會人生正常秩序的有效手段，正是道德活動對藝術手段的借重。梁漱溟如此看重文學藝術活動在社會人生中的積極意義，與他的文化發展觀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梁氏認為，作為兩種早熟的文明，中國古代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將會在不遠的未來依次得到復興。古印度文明的復興意味著一種宗教精神的重新抬頭，而古中國文明的復興則意味著道德社會的來臨。在梁氏看來，不論是古印度文明還是古中國文明的復興，都離不開社會人生的藝術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文學藝術活動將滲透在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而人們的整個社會生活也將成為一種藝術化的生活。在梁漱溟看來，這是一種更為合乎人類理性的生活。

盡管梁漱溟并不以文藝思想家著稱，但在他為數不多的有關文藝問題的論述中卻包含了極為豐富而深刻的文藝思想。他對“文學藝術之屬”作為往復于人類身心之間的一種特殊精神活動方式的理解，既帶有明顯的儒家傳統文藝思想的印記，亦融合了許多西方現代思想觀念，而出之于他個性化的現代新儒學論述方式。因而，在將前人學說推向前進的同時，梁氏文藝思想的形成過程也為后來者指示了一條如何將中國古典文藝思想由傳統推向現代的門徑，這一點無疑對我國當代文藝思想的建設具有深遠的啟示意義。

[參考文獻]

[1]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 (第2卷)[M]. 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

篇（7）

1.引言

翻譯活動是促進社會發展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而翻譯傳播機構則是使翻譯活動得以進行的重要渠道。安德烈?勒菲弗爾的翻譯操縱論認為文學系統受兩個因素的操縱，其中外部因素指的即是“贊助人”，而“贊助人”既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組織，出版機構則是其中之一。

十九世紀中晚期至二十世紀初，西風東漸加快了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進程。在這個過程當中，出版行業應運而生，一躍成為新學說和傳播新的思路的重要條件。上海譯文出版社，在此時成為了改革開放的同齡人，是我國綜合性翻譯在國內最大的出版社之一，三十余年來始終緊隨社會發展的歷史足跡，一直處于國內翻譯出版領域的領先行列。該社成立之初，主管部門將其定位為“一個以翻譯介紹外國文學、社會科學和出版外語教材為主的專業出版社”。（鄒振環，2000：352）本文從“贊助人”的角度，以上海譯文出版社為例，分析了出版機構對翻譯活動的影響。

2. 出版叢書――引介譯作之捷徑

2.1“外國文學名著叢書”與“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

上海譯文出版社作為當代的同齡人：上海文藝出版社于1978年1月1日正式成立。根據當時孫家晉和包文棣等相關的翻譯人員的回憶，上海譯文社當時不是白手起家的，它有這深厚的歷史痕跡，它只是50年代兩個出版社合并成立的外國文編輯部，他的工作內容主要是整理分散在上來的資源，它的組成不僅包括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外國文學編輯室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的骨干，還有來自上海教育出版社、少兒出版社和作協等單位的編譯力量。（宋t凡，2013）

該社成立時正值翻譯文學出版勃興之時，憑借從上海文藝出版社繼承和接受下來的大批紙型和大量存稿，譯文出版社有幸擁有了一個高起點的發展平臺。當時翻譯文學的出版已呈現出叢書化、系列化的特點，外國作家的文集和翻譯家的譯文集也紛紛出版。面對這樣的形勢，譯文出版社一邊抓緊安排原來有的紙型的重版工作，來滿足廣大讀者的要求，一邊努力爭取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合作的機會，著手開始“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的出版工作。1978 年 11 月，波蘭顯克微支的《十字軍騎士》出版，譯文版“外國文學名著叢書”首次亮相。這套叢書出版周期綿延數十年，至今已出版 160 種，譯文社承擔了其中的 71 種，其中包括《伊利昂記》、《金驢記》、《巨人傳》、《紅與黑》、《莎士比亞喜劇五種》、《董貝父子》、《失樂園》、《草葉集》等。這套日后被愛書者親昵地稱為“網格本”的叢書，在選題、翻譯、編輯乃至排版裝幀上均得到了讀者的廣泛認可。譯文社參與“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的出版工作，有利于整合上海文學翻譯界的力量，也使其自身發展有了一個較高的起點。（聞琛，2009）

1980 年 7 月，德國作家伯爾所著的《萊尼和他們》中譯本問世，標志著“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正式開始出版。這是一套由譯文社發起組織編輯，與外國文學出版社合作而產生的叢書。“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選收二十世紀世界文壇上影響較大的優秀作品，暫定二百種。通過這些作品，讀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紀歷史的變化、社會思想的演進以及各國文學的本身繼承和發展。

從“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到“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譯文社由從屬到自主，開始發展壯大。1991 年 11 月，這兩套叢書獲第一屆全國優秀外國文學圖書特別獎。“許多中年以上的讀者清晰地記得，改革開放之初，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國文學名著叢書’與‘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極受歡迎，甚至出現了一書難求的盛況。”[1]

2.2“世界文學名著普及本”與“世界文學名著珍藏本”

20世紀80年代的出版界在經濟體制改革暨市場化改革下已現商業大潮的端倪，到了80年代末期，出版體制改革開始步入正軌。細分市場這一做法在當時被許多深諳市場競爭之道的企業奉為圭臬，而要在當時剛有些許市場氣息的圖書出版領域具有這樣的意識和膽識，則顯得頗為難得。上海譯文出版社“世界文學名著”珍藏本與普及本的推出就是一次細分市場的有益嘗試。首先推出的是“世界文學名著珍藏本”叢書，選擇書目的標準是“原著為世界文學中第一流的精品、譯筆已有定評”，如《簡?愛》和《呼嘯山莊》。在裝幀上更是極顯“珍藏本”之考究――叢書采用“大 32 開本，用絲綢作封面，外加護封和封套，印書的紙張都是定制的，染成米黃色，顯得格調文雅”。（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60）隨后推出的是“世界文學名著（全譯）普及本”叢書。出這套書的目的主要是要在當時泛濫書市，與當時內容質量低下的非法出版物較量，利用文章健康切有意的書把連七八糟的東西趕出書市。出于這樣的考慮，編輯們在選擇書目時并沒有照搬“珍藏本”系列。因為他們考慮到“像《浮士德》那樣的詩劇，就算有文學修養的讀者讀起來也比較勉強，然而要吸引讀者，靠的就是內容的深度，只靠措辭艱澀的一些作品也無異于緣木求魚，無益處。（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62）

“上海譯文出版社率先出版‘世界文學名著普及本’與‘世界文學名著珍藏本’，創下了一年發行360萬冊‘名著普及本’、一天平均發行近1萬冊的驚人紀錄，引發了國內的外國文學名著出版熱。”[2]

3.創辦期刊――培植譯者之重陣

改革開放以前，譯介外國文學的專門性刊物還比較少。50年往后，大多數當代的外國文學作品被排斥，這30年間在文學翻譯的道理上出現了大面積的空白。而文學期刊出版周期短，文學信息傳播時效快，因此在外國文學譯介方面能發揮獨特的作用。1978年，一大批外國文學譯介和研究刊物紛紛創刊，主要有《外國文藝》、《外國文學研究》、《外國文學欣賞》、《譯林》等。部分有名的作家王安憶、葉辛等人都在講，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還是比較封閉的，對一些外國文學作品的啟蒙大都來源于《外國文藝》。 作品《外國文藝》和上海譯文出版社是同時出刊成立的。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雜志先后介紹了勞倫斯、薩特、納博科夫、博爾赫斯、馬爾克斯、等千位著名作家。第一期《外國文藝》首次刊登了薩特的劇本《骯臟的手》，封底推薦了《走下樓梯的者》。在這30年的發展過程中，《外國文藝》在當時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當時打破了禁忌，給大部不的讀者向不熟悉外國作品的廣大讀者介紹，及時評點外國文藝思潮和現代派、先鋒派的創作手法，對于新時期中國文學的創作和繁榮產生了影響深遠的示范和借鑒效應，不少成名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作家曾經表示，他們是“喝著《外國文藝》的奶長大的”。[3]

2003年外國文藝改版，調整成小16開。內容設置包括“書話”、“譯家之言”、“訪談”、“爭鳴”等，更突出專題性，更關注當下文壇的動向。在第一期上面就刊登了十幾篇主赫塔?米勒的文章，這些作品曾在2009年獲得諾貝爾獎，文章中不同程度的反應了當時的文學前景，而且在欄目中專門設置獎項和連接，有來自國外的文藝專家評論文章的內容，不光這些著作精品和名家軼事之外，他還有一些比較前沿的影視、攝影等作品的評價和中心思想的相關介紹。

此外，《外國文藝》還發掘、培養了一批優秀的翻譯家，他們為刊物出謀獻策、源源不斷地提供資源，“有了他們，觀點、建議、選擇標準和至關重要的稿件都有了”。[4]誕生、成長于素有文學翻譯搖籃之稱的上海這片土壤，《外國文藝》培植了一大批譯者，擁有中國一流的翻譯家隊伍可以依靠，有龐大的資料來源和線索。差不多所有的國內知名翻譯家都在《外國文藝》上發表過譯作，比如朱景冬朱先生，書中的拉美文學大部分都是他翻譯過來的，使當時這個地方的文學一直深受廣大讀者的愛好。

4.結語

研究“贊助人”對翻譯的活動有著一定的影響，可以更好的學習文學系統中的外部因素與翻譯活動兩者之間的緊密關聯，也可以為當代的出版機構的發展在一定的程度上提供相關的參考。改革開放以來，以上海譯文出版社為突出代表的翻譯出版機構以出版叢書和創辦期刊兩種主要形式為譯作的生產傳播和消費提供了重要平臺和人才保障，為中國語言文學乃至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養料來源，極大地推進了當時我國的社會文化發展。

[參考文獻]

[1] 安迪.記上海譯文出版社[J].中國出版，1991.

[2] 貢笮.“春天”里的耕耘――記上海譯文出版社[J].編輯學刊，1993.

篇（8）

既然文學名著具有這么多的教育教學價值，那么在中學生中閱讀名著開展的又如何呢？，中學生閱讀名著的情況不容樂觀。

一.學生缺少閱讀名著的興趣

應當承認，大多數中學生還是喜歡閱讀文學名著的，但根據調查仍有20%的學生認為讀名著沒有必要也沒有興趣。他們中有的認為這些名著對于他們來說“太古老了”，他們更傾向于那些現時流行的、能夠讓他們放松一笑的書，例如郭敬名的《幻城》、蕭鼎的《誅仙》等。有的同學認為這些名著太難讀懂，一本書翻了幾下就再也不去碰它了，一看就頭暈。還有的學生認為讀這些書既浪費時間，對他們成績的提高也沒有太大的幫助。老師對于學生讀名著又持怎樣的態度呢，據調查顯示，有75%的老師認為閱讀名著的確會對學生今后的發展起重要作用。但還是有5%的老師認為閱讀名著不重要，他們不注重對學生閱讀名著的引導和指導，而是片面注重有關名著中的知識題的死記硬背，以此來應付考試中的附加題。根據調查，造成這些現象的根本原因是現在的中學生學業負擔很重，時間也很緊迫，各種補習班應接不暇，在依然如學壓力下，學生很難會有“閑情逸致”去閱讀這些“閑書”。即使考試中會出現的問題，但花費大量的時間去撈這區區的幾分，是否得不償失呢？如果真的在乎這幾分，教師可以將這幾部名著的人物、重要情節、主題思要藝術特點羅列出來加以突擊、強化即可。名著閱讀變了味，這是不爭的事實。

二.閱讀名著急功近利

名著閱讀急功近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從學生角度看，應試教育的目標轉移了學生的視線，排斥了人文教育和文學名著的位置。因為高考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要想走進理想的大學，首先就要保證進入重點高中，于是學生從小學、初中階段起就為了入學權而激烈競爭。升學關系著學生未來的命運，考試分數成了關系學生未來的生命線。

從教師到家長，首先關注的是與分數有關的教學與學習。對學生全面發展有益但與分數無關的教學與學習，就不得不忍痛割愛了。從教育者看，在升學考試的指揮棒下，學生的課業負擔相當繁重。為了滿足學生升學的需求，中等學校的教育工作者大都想方設法為考試得高分而努力。標準化的考試把綜合性的復雜知識切割成相互不聯系的碎片，把種種卓越的思想分解為二元分離的是否選擇，把需要系統思想才能解決的課題轉化成涂寫方框的操作技術。于是在考試涉及的范圍內，大量展開相應訓練，可以說考試要求的技術性、簡單性、工具性與文學名著的思想性、綜合性、人文性是背道而馳的。再者復習資料、參考書、模擬試題、練習冊，一股腦地塞給學生，沉重的課業負擔使學生根本沒有讀名著的時間。

從社會角度看，現代社會節奏加快，急功近利已經成為當今社會的“時代病”了。文本閱讀已不能適應時代的快節奏要求，快餐式閱讀已經逐漸成為一種讀書時尚。這種快餐式的閱讀或以新穎荒誕的視角，或以大量具有視覺沖擊力的圖片，諸如卡通、科學幻想、生活幽默等等，來博得人們的輕松一笑。這種快餐式閱讀讓人們漸漸疏遠了注重閱讀品味和質量、注重閱讀帶來的心靈感受和精神思索的正餐式的文學經典名著閱讀。

三.閱讀教學方法不科學

學生的閱讀有其年齡的特點，同時過渡性、閉鎖性、動蕩性和社會性又是這個時期學生明顯的心理特點。他們的認知、分析能力還不高，對作品的選擇、閱讀自然存在種種不足。因此教師應在大綱規定的書目之外，向學生推薦一些優秀書目。

現在大多數學生閱讀名著還僅靠自己埋頭苦讀，缺少和老師、同學、家長的溝通。老師可以每隔半個月或一個月，抽出一節課進行“名著欣賞”訓練，挑選某部名著的精彩片斷和學生進行剖析。讓學生能夠認識到名著是最好的感情和思想的結晶，我們真的可以從其中汲取無窮的精神養料。

篇（9）

近些年來，隨著新一輪課程改革的實施，語文課外閱讀越來越受到專家學者的重視。以《高中語文課程標準》指出： 課外閱讀活動是閱讀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應根據不同學生的具體情況，適時推薦文化品位高、難易程度適當的課外讀物。鼓勵學生開展多種活動，如寫書評、讀后感，舉辦讀書報告會、作品討論會等，分享閱讀樂趣，交流閱讀成果，共同提高閱讀能力。

然而從現實情況來看，當前職高生閱讀語文類課外讀物的情況很不樂觀。從我任教的感受來看，近幾年職高學生在語文課外書籍的閱讀量上甚至比幾年前的學生有所下降，語文課外知識也不如前幾年的學生豐富。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影響了職高生閱讀語文課外讀物？大體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思想上不夠重視課外閱讀。二是學習任務比較輕松，沒有動力進行課外閱讀。三是適合職高生閱讀的語文課外讀物比較少。四是在閱讀過程中缺乏師長的有效指導。

一、職高語文課外讀特缺乏的原因

在影響職高生語文課外閱讀的因素中，語文課外讀物自身的匱乏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近幾年書店里學生的課外讀物類書籍越來越少，另一方面，在這些語課外讀物類書籍中，適合職高生閱讀的書籍更是少之又少。那么，為什么會出現當前職高語文課外書籍缺乏的現象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職高語文課外閱讀長期得不到重視，導致作者和出版社沒有利益驅動來寫作、出版更多的作品。由于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經濟效益成為許多作者和出版社優先考慮的因素，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他們寧愿花更多的精力去寫作、出版能夠帶來豐厚回報的暢銷書。職高語文課外讀物市場比較小，獲利不大，因此不少作者和出版商不太愿意冒著微利甚至虧本的風險推出一些職高語文課外讀物。

其次，現在書店里確實有不少新出版的語文類書籍，但是，這些書籍卻存在著兒童化和成人化兩大特點。在琳瑯滿目的語文書籍中，有許多是裝幀精美的兒童禮品讀物，這些讀物圖文并茂，對小學生來說是非常好的課外閱讀材料，但對職高生來說，這些讀物缺少系統性，也缺乏深度，并不適合進行閱讀訓練。另外一些書籍則是一些較為難懂的專業著作，適合大學生或專業人士閱讀，顯然，這一部分書籍也不適合職高生。

最后，部分讀物有誤導青少年之嫌。近幾年來，隨著央視《百家講壇》等欄目的推動，社會上掀起了一股閱讀人文類書籍的浪潮，不少此類小說應運而生。在這些小說中，有些既有嚴謹的專業依據，又有生動的文筆，如當年明月的《明朝的那些事兒》。但也有部分作品純粹是虛構，即所謂的穿越文學、架空小說，閱讀這些作品，辨別能力還不是很強的職高生很容易形成錯誤的閱讀觀念，影響對語文課程的學習。

二、職高語文課外讀物建設建議

由于適合職高生閱讀的語文課外讀物相對匱乏，如何建設職高語文課外讀物便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問題。實際上，職高語文課外讀物這一市場還是具有很大潛力的，只要出版商精心組織策劃，各方齊心協力，政府部門給予引導扶持，各方在實現社會效益的同時，就可以收獲可觀的經濟效益。教育主管部門、課程開發者、史學工作者包括職高語文老師、作者、出版社、書店等相關單位人員應積極配合，行動起來，為職高生創作更多的適合的語文課外讀物。

首先，從課程層面來講，語文課程標準明確提出了職高生的課外閱讀要求，并精選了一些文學名著供學生閱讀。我們可模仿語文課程標準，提出更加具體可操作的課外閱讀要求，并推薦一些優秀的語文課外讀物以供學生閱讀，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同時，在語文教材之外，還有一本讀本，讀本不作學習要求，但是里面收錄了許多優秀的文學作品，可以彌補教材的不足，也可以增加學生的閱讀量。在語文課程體系中，可模仿這一設置，也編寫一些語文讀本，從一些優秀的語文著作中選取一些和學生所學課文配套的作品選段，從而為學生提供優秀的課外閱讀材料，也可以使學生更好地理解課文。這一點做起來不難，畢竟普通中學教育這一塊已經做得比較好了。職高可以向他們學習取經。

其次，從出版物層面來講，各方面應通力合作，編寫一批符合職高生認知特點和閱讀習慣的課本配套讀物和語文普及讀物。正如前文所說，當前許多課外閱讀書籍存在著兒童化或成人化的問題，真正適合職高生閱讀的作品不是很多。針對這一情況，出版商應聯合廣大史學工作者和職高語文老師，利用后兩者的專業知識和教學實踐為職高生編寫一些既符合時展又適合他們年齡特征的課本配套讀物，讓職高生在課外閱讀的同時，加深對書本知識的理解。同時，出版商還可以組織編寫一些具有一定深度的語文普及讀物，讓一部分對語文感興趣又學有余力的學生在課余、假期的時候，有適合自己知識水平和認知能力的作品來閱讀，提高對語文的認識。

再次，努力改編一些史學名著供職高生閱讀。從古至今，出現了許多史學名著，不同時期的史學名著都代表著那一時期史學發展的最高成就。閱讀這些優秀作品對提高學生的史學素養有著極大的幫助作用，因此，我們要選擇一部分適合職高生的史學名著出版發行。當然，就如同文學名著在給職高生閱讀時需要做一定的改編、縮寫一樣，對這些史學名著也需要做適合職高生的改編，以符合職高生的認知水平與閱讀習慣。首先，將史學名著作一些通俗的改編，以適應學生的理解能力，尤其是對于一些理論性的文字，應加以必要的簡化與解釋。其次，有些史學名著篇幅較長，可對其內容進行縮寫或精選。最后，對于一些史學名著，可在正文前面加上必要的導讀。以上的方式可降低學生閱讀史學名著的門檻，從而幫助學生更好地親近名著。

最后，在不能改變現狀的當下，重要的是培養職高生的閱讀意識，讓廣大的優秀文學作品走進職高生的視野，走進職校的課堂，以此提高職高生的綜合素質。

總而言之，職高生的語文課外閱讀越來越受到各方的重視，而適合職高生閱讀的語文課外讀物卻相對匱乏，如何更好地建設職高語文課外讀物成為了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各方應通力合作，行動起來，從課程建設、出版物發行等方面著手，為職高生提供更多優秀的語文課外讀物，推動素質教育的進一步深化。

參考文獻：

篇（10）

外國文學是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葆有了人類文化的精華，現行高中語文教材中的外國文學作品則是其中的精品，這些作品可以為學生打開一扇了解異域文化的窗戶，有利于培養學生的文學素養和多元文化觀念，因此，外國文學是高中語文教學的有機組成部分。高中的外國文學教學應該依據教學《大綱》，改變教學觀念，積極引導學生感悟作品濃郁的文學內涵，體會藝術魅力，激發學生閱讀、欣賞外國文學名著的興趣，提高學生文學欣賞的能力。同時，要引導學生尊重異域文化，使學生懂得從他者的眼光透視本民族文化，逐漸樹立多元文化的觀念。

二、注重外國文學教學的文學性教育，培養學生鑒賞外國文學作品的能力和人文素養。

2003年春頒布的修訂《全日制高中語文教學大綱》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重視語文的文學教育，《大綱》指出語文科的目的是使學生“具有初步的文學鑒賞能力”，“培養高尚的審美情趣和一定的審美能力；引導學生關心當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樣文化，提高文化品位；滿足不同學生的學習需求，發展健康個性，形成健全人格”。《大綱》規定了選文的標準以及比例，“課文要具有典范性，文質兼美，題材、體裁、風格應該豐富多樣，富有文化內涵和時代氣息”，“……在全部課文中，文學作品可占60%”。新大綱對語文文學教育的重視既符合國內外重視文學教育、人文素質教育的大趨勢，也為高中語文的外國文學教學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和廣闊的前景。高中外國文學教學應該遵循文學規律，以現行高中語文教材中的外國文學作品為范本，并向世界文學名著輻射，培養學生鑒賞外國文學的能力，提高學生的文化品位和人文素養。

1、引導學生體驗、感悟文學形象，“鼓勵學生積極地、富有創意地解構文本意義”。

文學是以審美形象的形態存在的，與科學活動的概念相比較，文學中的審美形象具有假定性、不確定性或模糊性，文學作品的意義往往是多重的、變動的。波蘭現象學家羅曼?英加登認為，文學作品的諸層次結構中，……表現的客體層和圖式化方面，帶有虛構的純粹意向性特征，本身是模糊的、難以明晰界說的。至于思想觀念及其形而上的蘊含，更是混沌朦朧的，文學作品的最終完成，必須依靠讀者自己去體驗、去“填空”。中國古代文論所強調的“興味”同樣認為讀者借助自己的想象和體味，可以在有限的文字中得到無限豐富的意蘊和旨趣。高中的外國文學教學應該遵循這一規律，積極引導學生進行文學鑒賞的再創造活動，而外國文學內涵本身的多義性、模糊性更需要教師為學生提供多向解讀的空間。因此，在教學外國文學作品時，教師不要做定性的解讀，應該積極引導學生走進作品體驗文學形象的情感、思想，讓學生自主地與作品對話，從而獲得自己對文本的獨特感受。比如：七、八十年代的教科書以及評論界對莫泊桑《項鏈》及其主人公瑪蒂爾德的評價幾乎是眾口一詞，即小說揭示了瑪蒂爾德的愛慕虛榮，指出了作者對瑪蒂爾德的諷刺和嘲笑態度。但是只要我們深入作品認真研讀就會發現，女主人公身上具有遠比愛慕虛榮更為豐富的內涵，比如她的單純、不滿足于現狀、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在丟失項鏈后對命運堅毅的抗爭。而作者對瑪蒂爾德的態度也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在諷刺中更包含有深切的同情。這些意義的獲得，只能以學生走進作品、深入體驗文學形象為前提。荒誕派戲劇《等待戈多(節選)》中的戈多是誰?戈多的意義何在?戈多是否會來……所有這些，都必須通過學生自己的閱讀與感受，調動想象和聯想去“對話”、去“填空”。

“閱讀文學作品的過程，是發現和建構作品意義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教師只能適時的點撥，努力為學生營造閱讀、理解文學作品的良好環境，積極鼓勵學生批判質疑的精神。同時，外國文學是不同于中國文學的異質文化，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阻礙了學生對外國文學作品的接受，教師應該引導學生查閱作品的文化背景、作家生平思想以及相關文學流派主要特征等資料，幫助學生理解作品。

2、適時開展中外文學比較，知曉文化差異，感受文學魅力。

比較文學是跨民族、跨文化、跨語言、跨學科的文學研究，它打破了一切人為的界限，在多元文化語境中研究世界文學。比較文學的觀念使我們在閱讀和欣賞文學作品時，具有世界文化的宏觀視野，嘗試從不同角度理解作品。在高中語文教學中引進比較文學的基本原理，可以打破一元封閉的教學模式和認識局限，拓寬學生思路，培養學生站在世界文學的高度理解、評價外國文學作品。但是，在高中語文教學中引進比較文學，不是去講解比較文學的理論和將中外文學進行全面的比較研究，而是立足于外國文學作品的形象，進行適時、適當比較。比如：卡夫卡的《變形記》與蒲松齡的《促織》是不同國家、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品，但是它們卻有相似的主題。《變形記》以人變成甲蟲的荒誕形式、《促織》以人變成蟋蟀的情節都表現了人性異化的問題。但是由于時代的差異，蒲松齡和卡夫卡在表現人性異化的層面上是有區別的。蒲松齡只是從現實的層面無意識地涉及到了“異化”，因此，作品中的蟋蟀并沒有失去自我后的焦慮、孤獨、恐懼和痛苦，而是一只善于討好、馴順的蟋蟀，并以此給成名一家帶來了的美好結局。而卡夫卡則是從哲學的層面有意識地觀照了覺醒后的現代人的生存狀態。這種比較可以為學生提供多視角審視外國文學作品的平臺，尋求中外文學的相同和相異之處，從而更深刻地理解外國文學作品的意蘊，感受其不同于中國文學的藝術魅力。

類似的比較頗多，如貝克特的荒誕派劇本《等待戈多》與的《雷雨》的比較、《邊城》與《百年孤獨》的比較、《守財奴》中的葛朗臺與《儒林外史》中的嚴監生的比較等。總之，高中語文教材中的一些中外文學作品的可比性是很強的，教師應該充分利用這些作品，為學生營造多角度感受外國文學作品的環境，在中外文學的比較中知曉文化差異，培養學生多向思維的能力和適應多元社會的外國文學素質。

培養學生欣賞外國文學作品能力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既可以引導學生欣賞外國文學作品的藝術技法，品味語言，也可以撰寫讀書筆記和小論文、進行課堂討論、放映外國文學名著電影等等。總之，在教學中教師應該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自覺遵循文學規律和教學規律，積極引導學生閱讀、感悟、欣賞外國文學作品，真正實現《大綱》“初步鑒賞文學作品，能感受形象，品味語言，領悟作品豐富內涵，體會藝術表現力”的目標。

三、開設外國文學名著選修課，進行名著導讀。

《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將高中語文課程分為必修課和選修課兩部分，并對選修課的開設、教學要求、教學評價等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建議和要求。這不僅克服了傳統課程結構整齊劃一的弊端，體現了世界母語教育課程結構設計的總體趨勢，也為在高中語文教學中開設外國文學名著導讀的選修課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高中外國文學名著導讀設課的目的是指導學生閱讀一些外國文學名著，提高學生欣賞外國文學作品的能力，養成閱讀外國文學作品的習慣。為此應該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l、外國文學名著導讀所選篇目要以課程目標為準繩，選講篇目可以依據《全日制高中語文教學大綱》附錄三課外讀物建議中推薦的篇目，同時兼顧其他作品。

2、不講授外國文學史和進行文學評論，重在指導學生閱讀、欣賞作品。外國文學歷史悠久，流派和作品眾多，教師一個學期可以選擇一、二部作為范例，進行具體的閱讀、欣賞指導，但不求全面和深入。在教學時教師可以介紹作品的背景材料，梳理情節概貌，進行精彩片段欣賞，以點帶面地引導學生感受作品的思想內涵，體會作品的文學技法，把握文學形象。為了鞏固學生在課內所學知識，教師可以規定學生在課外自讀自己喜歡的一部作品，并通過靈活多樣的方式進行督促，比如，組織討論、寫讀后感和欣賞短文等。

3、充分運用現代教學技術，采用多媒體教學，輔之以外國文學名著電影欣賞，讓學生更直觀地感受作品。

四、高師外國文學教學與高中外國文學教學的銜接與互補。

高等師范院校漢語語言文學專業是培養高中語文教師的重要基地，高中語文教師的文學素養與高師學生的文學素養存在著一定的因果關系。因此，提高高中語文教師的外國文學素養，樹立文學教育的觀念，需從源頭入手。

首先，改進高師外國文學教學，培養學生外國文學素養。

高師外國文學教學存在著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經過應試教育走進高校的學生文學鑒賞能力薄弱，外國文學素養尤其欠缺；由于專業化的制約和功利化的思想，高校學生的文學興趣淡薄。二是高師外國文學教學觀念陳舊，王采麗在《清理與反思》中就指出：“外國文學名著的一些教學提示和指導材料有許多內容原封不動地保留了幾十年的興無滅資的時代思潮影響下的某些觀點……而有些教學者仍然當著千真萬確的定論灌輸給學生，這是很可悲的。”教學形式單一、僵化。教與學的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學生對外國文學的接受。為此，高師外國文學教學應該以課堂教學為契機，激發學生在課余閱讀、研究外國文學作品的興趣，讓學生在自主閱讀和研究中培養外國文學素養，樹立文學教育的觀念。課堂教學是教學過程的重要環節，是激發學生喜愛和探究外國文學的重要途徑。因此，課堂教學的重點應該是引導學生感受、體會外國文學作品情感、內涵和藝術技法。教學時，要打破教師講、學生聽的教學模式，以重點作家、作品為核心，綜合運用多種教學手段，比如，學術觀點的展示、師生平等的對話，充分運用多媒體教學，電影精彩片段、圖片、音響、相關文字資料的插入等，從視覺、聽覺、情感、思想等方面調動學生參與欣賞作品的積極性，讓學生真正深入到作品中，感受外國文學獨特的藝術魅力，獲取欣賞外國文學作品的方法。在教學中教師還應該引導學生自覺地運用文學、心理學、美學等理論透視剖析作品，引進外國文學學術動態，讓學生的視野更寬，眼界更高。

其次，與高中語文教材中外國文學作品銜接。

高師的外國文學教學一方面要提高學生的文學素養，樹立學生文學教育的觀念，另一方面還應該指導學生將文學教育的觀念和外國文學知識和方法運用、滲透到今后的語文教學實踐中。因此，高師外國文學教學應該堅持學以致用的原則，將高師外國文學教學與高中外國文學教學適當地結合，進行有針對性的教學。

從現行高中語文教材看，選入其中的外國文學作品都是文學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比如巴爾扎克的《守財奴》，莫泊桑的《項鏈》，契訶夫的《裝在套子里的人》，普希金的《致大海》、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以及西方現代派作品等等，這些作品都是高師外國文學教學的重點。因此，在教學中教師應該自覺地將高師外國文學教學與高中語文教學有機結合，對高中語文教材中的外國文學作品進行重點指導。但是，這種教學決不能與語文教學法等同。教師既要引導學生站在文學的高度，運用文學理論深入研究這些作品，使學生具有較高的外國文學功底；又要指導學生從深奧的理論中走出來，站在高中語文教學的角度欣賞這些外國文學作品。同時，為學生提供教學實踐的舞臺，安排適當的時間，讓學生自己研讀高中語文教材中的外國文學作品，自己備課，自己講課，真正做到學以致用。

2003年頒布的《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強調對多元文化的尊重和理解，既順應了全球化發展的趨勢，又有利于形成學生博襟和眼光的人類意識，培養學生民族意識與人類意識統一的精神品格。從這個意義上講，外國文學在陶冶情趣、開闊視野、豐富精神文化、培養學生全球意識等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價值，因此，外國文學在高中語文教學中的地位尤為重要。在高中語文教學中如何引導學生接受外國文學，如何培養學生欣賞外國文學的能力，如何培養學生多元文化意識和世界主義的精神品格，是每一個外國文學工作者和高中語文教師應該認真思考和探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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